去年8月被中共當局以所謂「嫖娼」罪名拘留的29歲英國駐港使館前僱員鄭文傑,經過數月的秘密逃亡,日前在英國獲得兩年工作許可。

他近日在英國倫敦接受大紀元獨家專訪,時間長達3至4小時,這也是他在英國首次公開影片。他詳細描述了被「送中」所經歷的遭遇。

本報將逐日連載對他合共六集的訪問,同時發佈獨家影片。

(一)艱難抉擇終站出 如向中共屈服會後悔一生

記者:唐詩韻
鄭:鄭文傑(前英國駐香港領事館職員工)

採訪日期:2020年1月3日
地點:英國倫敦

記者:非常感謝你接受大紀元的採訪,這應該是你在2020年第一次接受採訪,這是不是也是您在英國第一次接受公開採訪?
鄭:是,沒錯。

記者:謝謝你。我想香港的讀者與聽眾都非常關心你的情況。知道你經歷了很多,幾經波折方來到了英國,可不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你是否安全?

鄭:目前在英國暫時安全。在英國我暫時還沒發現有人跟蹤的情況,我目前用兩年的短暫工作簽證留在這裏。現在在與英國政府溝通,看看是否有一個更長期的身份可以留在英國。

在香港銷案被特工跟蹤

記者:在你離開香港到英國前,你在聲明中提到被人跟蹤。可不可以詳細講一下,中共如何滲透及你被跟蹤的過程?

鄭:在英國暫時沒有發現這個跡象,但在香港和台灣有遇到過。第一次在香港,我剛剛被釋放不久的時間。大約過了四五天,我要離開香港,因為我認為香港並不安全,我需要去銷案。所以我主動聯絡香港警察。

當然他們在我第一天被釋放的時候就聯繫我,問我可不可以取消那個失蹤人口的案件。由於自己驚魂未定與對香港警察有所保留,所以開始沒有特別理會他們的這個要求。但是直到我(8月底)要離開香港去台灣的時候,我擔心他們會在香港機場攔截我,因為我有失蹤人口案件在身。

的確我的擔心是有效合理的。因為正在我離開香港的那一天,在機場我聽到有陳浩天等等不同的示威者被截攔,其他如黃之鋒被抓等等的情況,甚至到現在也不能旅行,不可離開香港這個情況,所以我有這個擔心,我就需要去做銷案。因為這個原因,我就主動去找了當時找我的那個警員。

我必須要說,那三個負責我案件的警員,表現得很友善、很專業、很客氣。當時有一位香港警員對我說,擔心我會被媒體騷擾,可以去安全的地方做銷案。甚至當時叫我在油麻地天主教學校外面見面,然後帶我去警局或其它地方去做銷案。當時我坐的士去了那個地方。看見有一個穿白色衣服彪悍的男士站在那裏東張西望。

其實我在早前(從中國)放出來時已與英國領事館聯繫,報告過整件事情的始末。當時負責安全單位的人,我不方便提及他們身份,他提醒我要注意那些戴手環的人。我也不敢問太多。我的確在油麻地天主教學校外面見到他東張西望,而手上是戴著手環的。

記者:油麻地這一個地方是警方安排,不是你提出的?

鄭:不是我提出的,是他們安排我到那個地方等,去見他們。當時我見到而且還偷偷地照了相片。不久有三個穿便衣警員來了,出示了他們的警察委任證,做了自我介紹。然後說,如果不介意請上車。但車不是警車,是私人的輕型貨車。我驚訝的是那一位我覺得很可疑的男士正在東張西望,有一輛車緊挨著那三個警員的私家輕型貨車後面。所以我合理地懷疑如果我坐上那輕型貨車,他是會跟蹤我。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達到目的地或是否安全。

所以我與三位警員說,對不起,我不覺得安全,不如我直接去油麻地警署。他們說,理解明白。我就另坐了的士去油麻地警署那裏,他們就坐自己的輕型貨車去油麻地警署。我到油麻地警署的門口,一下車。我就見到另一位可疑人士,身形很大很壯,穿條紅色褲子咖啡色衣服,也是戴著一個手環。我就覺得很奇怪,他在看著手機。在油麻地警署附近沒有特別多商戶,民居也不是在正對面,我看不出他為甚麼要站在那裏,當然我也懷疑他是跟蹤或負責監視我的人。

之後我進入警署,他們帶了我去一個審訊室進行銷案程序。當時我的心態是,我認為那兩個可疑人士是來自中國大陸,是負責監視我的特工。正常來講,他要跟蹤你可以很隱蔽地跟蹤,但他們是很明目張膽地去做,故意在門口或附近讓你知道他們在那。

沒有向香港警方和盤托出的原因

我認為這是一個明確的警告,就是警告我不能在香港警察或香港政府的官方文件上留下一些可疑、敏感的記錄。我當然不知道香港警察知道多少。可能事實上他們知道一些,但也不方便將這些東西留在香港政府或警察官方文件上。這樣會讓香港政府非常難做。你想一下過程中涉及到國安、國保一些政治警察的單位,去嚴刑逼供、酷刑虐待、政治審查。

甚至我發現一批又一批的示威者因為這個理由在裏面,如果我將這個事告訴香港警察,他要不要記錄在香港政府官方文件上。那一幫是香港人,香港公民。香港政府是有責任去捍衛他們的權利,是要站出來發聲。如果一國兩制受到破壞,如果香港公民的合法權益受不到保障,但香港政府有沒有能力和勇氣去面對北京,面對中共政權、面對中央不退讓呢?當然我不會相信(他們有能力),事實上他們背後可能知道,很普遍甚至是共謀或很被動地接受,所以我明白他們的狀況。

所以在那個審訊過程當中,他問我的時候,當然是很客氣的。那個位置當然沒有籠子、老虎椅那些很恐怖的迫害人權的設施在那裏。正正常常兩個椅子一個桌子問話。我跟他們說,我沒有甚麼要講的。當時我單一的想法就是想儘快離開香港,我不想在那個地方出事,不然的話我可能出不去,如果我講一些不該講的事。我說我不可以講。

當時有一位高級督察問我:你是不可以講,還是不想講?我回應說我不可以講,然後他們若有所思地點頭。說沒問題了,就交代給一個初級警員,然後就幫我完成整個銷案的手續。簡單地說我安全回到香港,不提及當中整個過程發生甚麼事,這樣完成整個銷案,這樣才可以預期離開香港去到台灣。

在台北街頭被境外人士跟蹤

第二次被跟蹤就更加明顯了,更多的證據證明我被跟蹤。這一次是在台北。我在11月20日將整件事透過BBC、Wall Street Journal(華爾街日報)、Telegraph(每日電訊報)公開之後的三天,我在台北信義區走路的時候,我發現有人在後面跟隨。我發現之後,我嘗試去拍照,我想告訴他:我知道你在跟蹤我,你不需要這樣做,因為你已經暴露,我已經知道你在跟蹤我。我向他拍照。 他若無其事繼續走,(他是)一個中年男子,去到信義誠品大樓。

我就進去,我的目的就是想告訴他,你不要跟著我。我就等他離開,我自己就上了誠品看書。很奇怪,過了大約一兩個小時,我突然發現有一個一模一樣的人。但居然他的裝束、衣著是完全變了,但乃是同一個人。在大概離我四五米的地方,在假裝看書、看手機,我很驚訝。居然我已清楚告訴他,我知道你在跟著我,他居然可以換了全部的衣服繼續跟著我,我當時就決定再拍照。我就拍了兩張不同的相片和影片,就是同一個人的外貌,但是不同的衣服。

我就通知了台灣政府的陸委會,陸委會就將這個事轉給了刑事警察局,至少他們說要加強保護,確保我的安全。當然之後我從不同渠道包括台灣媒體得到的信息,台灣政府做了驗證,證實這個人不是台灣人,是來自境外的人士,當然他們沒有進一步解釋是來自哪裏,但我相信是來自中國大陸或香港,甚至說不定可能是負責我案件的國保或國安人員,這個比較證據確鑿,因為三個小時內同一個人不同的衣服跟蹤我,我沒有其它可以解釋,我也感到台灣不是百分之百安全。之後我就離開台灣,來到英國。

如果向中共屈服 我會後悔一生

記者:你的自白書內提過,在你被釋放之前,中共一度警告過你不要公開拘留期間,除了嫖娼以外的任何信息,你會不會同意公開真相比跟中共妥協,長遠來說更加保障你個人安全,這個是一個很艱難的決定。

鄭:我可以這樣說,如果當初他放我出來,他不公佈罪名。或者我都可以捂著良心,然後說沒有事發生過,然後隨便找一份工作做。但一旦他公佈了罪名,我都開玩笑地說,我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嫖娼犯了。可能我沒有辦法回頭,這個是第一件事情,我必須要面對的情況,我必須要講出來。

第二,我一直都很艱難地做決定,因為我在審訊過程中見到不同的示威者,我認識的一些朋友,甚至是被失蹤在大陸,也都是被關押到現在,如果我不出聲,我不知道會不會他們就從此消失,我很想幫他們發聲,去國際社會呼籲。其實要更加關注這一班失蹤人的情況,這個對我來說,是被道德的責任感推動。

第三就是我不希望被中共這些所謂的要脅,或者所謂的黑材料噤聲;去把持、去威脅我,令我不可以再議論朝政,不可以再批評政府,我不想讓他們這樣威脅把持我一輩子,這樣我會一生後悔。

所以我也相信只有繼續去發聲,只有繼續去幫這個世界,去認清國安或者國保這些迫害或者違反人權的行為,才更能夠保障到我的安全。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可能有這樣的想法,就是覺得需要站出來,為香港人發聲。但是同時也看到在聲明都有提及過,其實中共秘密警察一度利用你國內的親戚或家人,試圖去威脅你,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有同樣的經歷。決定講出真相時已斷絕與大陸親人的聯絡。

記者:其實你有沒有擔心你現在在香港和國內親人的安危。

鄭:當然會了。他們當時審訊的時候也都明確告訴我,他們知道我的家裏人,甚至語帶一些威脅,就是你要兼顧你在中國大陸的一些資產等等情況。所以其實我決定講出來的時候,我已經是斷絕了跟大陸的親戚的聯絡,而我跟香港的親人聯絡也都非常有限,我也都不會將很詳細的資料或者敏感的內容去跟他們說,知道越少是越好。所以這是一個很艱難的決定。因為就算我在英國我都會有思鄉的情緒,我都會想念他們。他們要出來都比較困難,包括文化的適應。包括他們對於自己是否真是覺得危險的認知是不同的。所以這個是一個代價,我只可以講我今天選擇出來講,為了他們的安全我都是儘量少跟他們聯絡。

記者:明白,的確是一個很艱難的決定。你公佈了這件事情之後,你有沒有辦法知道他們的反應?

鄭:大概會知道的。家裏人那邊的反應是會知道,他們也都會害怕的,也都跟我講不要特別出來講那麼多,都給過這些壓力的。但是我能夠理解那個狀況下的心理狀態。

不想中計 被定性為簡單的嫖娼案件

記者:我們討論一下外界的反應,你向BBC公佈了自己遭遇後,中共立即向外展示了你出入會所和你認罪的影片。在這方面你有甚麼回應?

鄭:他們發佈這些消息,我完全不感到意外。而它釋放這些材料出來,其實跟我的自白書基本上是沒有衝突的。不過我想說他們也都迴避很多的重點。第一,我在BBC裏面為甚麼會迴避嫖娼這一個問題?最主要我知道北京方面,只是想希望整件事定性為簡單的嫖娼案件。所以我對這件事一開頭是迴避的,是不置可否的。因為我不想因為他們輿論輿情控制的需要,而被定性為簡單的嫖娼案件。

之後無論見到《每日電訊報》或者是《華爾街日報》,我都明確地講了針對他們通過非法的程序,例如強迫酷刑而做出的肆意指控,我是一律否認。而當然我也都相信他們一旦把我當成政治的目標和國家的敵人,或者漢奸這些稱呼,在他們審訊的過程當中已經明確提到。所以我相信一旦我成為他們的目標,以他們一黨專政、威權政權的本質,是可以動用所有國家資源去指控一個政治目標是有罪的。所以我並不想跟他們糾纏在是否嫖娼這個焦點。

因為這個正是他們想要的,例如你見到《人民日報》,它特別在BBC的訪談裏面舉證了,說我不想將這件事聚焦在我有沒有嫖娼那裏,那就很能證實我當初的估計和研判,就是他們(中共)一定會將這件事非政治化,去做一個簡單定性,但他們迴避一些更加重要的問題。例如,一個人有沒有嫖娼,他牽涉不到公眾利益,但是一個國家透過他們的政治警察、秘密警察施行虐待進行政治審查和迫害,這些事是他們很想迴避的問題。

案件由國保國安偵辦 具政治動機

第一,他們(中共)在官方證詞裏面,說我在羅湖被逮捕,那為甚麼我會在西九龍出現?他們還企圖不承認我是在西九龍被逮捕,說我在深圳才被逮捕,但我是在西九龍、香港西九龍的高鐵站被截停,我亦是在香港西九龍高鐵站的公安派出所被攔截一段時間,問我很多政治問題,要求我拿出手機的密碼。

第二,如果是一件簡單的嫖娼事件,怎麼可能會在西九龍去偵辦去執法呢?

第三,如果是簡單的嫖娼事件?怎麼可能是由國保或國安單位進行偵辦呢?

他們並不負責這些事,他們負責政治迫害的事件,所以種種跡象你可以看到,其實整件事本質上來說是具有政治動機的案件,而這件事正是中共,正是政權當局迴避的事情。所以在整件事當中他們也都沒有回答這問題。而你也都見到中共駐英國大使劉曉明的回應,甚至他們的公安局回應,當然他們不會動用到國安單位去回應,因為他們定性了這件事是簡單的治安事件。他們說沒有嚴刑逼供、沒有酷刑虐待,這個是睜大眼睛講大話的謊言,這個才正是我們香港公眾要關注的焦點。

他們在第一個星期施行虐待,然後在第二個星期停止虐待,因為要等待上級的指示,他們也都擔心會不會如期15日後釋放。所以在第二個星期時,甚至國安或國保的人員帶上藥油、藥物去幫我治療,希望將這些施行虐待的罪證迅速消失。而外交部的回應,他們的回應其實是令我很詫異,他們要維護整個國家的司法形象。然後將一件明明發生的事說成沒有,所以這件事我針對他們簡單的回應。

記者:那麼除了嫖娼的認罪片之外,你在聲明裏都提到中共秘密警察,同時預拍了一個「背叛祖國」的認罪片段。你認為他們會在甚麼情況下會利用這一個預拍的片,對你或者對香港的抗爭者進行進一步的抹黑或者攻擊?

鄭:我覺得目前的可能性很低。因為既然他們已經透過外交部,或者不同的渠道去說這不是政治事件,這是簡單的治安事件。他們就不會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公佈我「背叛祖國」的那個片。因為這樣只會間接證實,如我所言本質上來說是一件政治迫害、政治性質的案件。那麼我覺得如沒有必要他們都不會拿出來的。但是到甚麼情況拿出來呢?可能到魚死網破的階段。

我已經不介意了。如果他們直接跟你說,我們根據更多的情報,就說你可能是顛覆、可能是暴亂、武裝叛亂、間諜甚至是叛國罪,然後就將這個片放出來。當然那時候已經是一個比較嚴峻的階段。但我相信他們目前來說是不會拿這個片出來去佐證的,相信是會備而不用的。因為我認為他們是不想,目前來講是不想令整個示威活動白熱化。這樣的話就是直接地對示威者宣戰,也直接地對英國政府宣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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