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對中國傳統典籍的精研,使他擁有遠見卓識,拒絕接受「五四」流行的科學主義和反傳統思想,並預見到:共產黨「要把我中華民族五千年崇高優秀的歷史文化,摧毀無遺。」

蔣介石出身於世代信佛之家,祖父篤信佛教,母親王采玉為當地有名的「護法婆婆」,她熟讀《法華經》、《楞嚴經》,常常為幼年的蔣介石講解佛經。

6歲入家塾的蔣介石接受過嚴格的傳統私塾教育,9歲已經讀完《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並讀《禮記》;10歲讀《孝經》;11歲讀《春秋左傳》。12歲讀《詩經》,始習制藝及古文辭。13歲讀《尚書》,14歲讀《周易》,15歲始學策論。16歲讀綱鑑。後來他雖然接受新式教育,但也以傳統文化為重。

在日本重新發現中國

1906年以後,蔣介石2次到日本留學,發現許多日本人都閱讀王陽明的《傳習錄》,本來他留日是為學習日本文化,可為甚麼日本還在學習中國的傳統經籍?這讓他反思應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蔣介石認為,日本富強「不是得力於歐美的科學,而是得力於中國的哲學。」

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認為要想戰勝日本侵略者,就要充份發揮中國民族精神,「恢復整個中華民族固有的武德——智、信、仁、勇、嚴,繼承中華民族一貫的道統。」蔣介石把學問看作事業的根本,認為學問是影響「生死成敗」的關鍵因素。

蔣介石喜歡讀書,在籌劃與宋美齡結婚期間,也親至商務印書館購書,以供度蜜月期間共讀。他說:「不看書,不勤勉,禍將及身。」他嗜書如命,常常廢寢忘食,視「無暇讀書最可畏。」北伐期間發生濟南慘案,軍事緊急,無暇讀書的蔣介石深感懊惱,發誓以後每天至少要讀10頁書;為了讀書,蔣介石曾夜過半不寢,致2目成疾,他在日記中自述:「目疾不能看書,恨甚!」甚至到了「憤而欲自殺者再」的地步。

廢棄新學 專讀舊籍

「五四」時期,中國風行各種社會主義學說,在大時代潮流中,蔣介石也閱讀過所謂「進步」刊物及馬克思學說的相關書籍,甚至因研究黑格爾導致失眠,但終回歸於中國傳統哲學,他說:「黑格爾矛盾學說,與中國陰陽消長學說對比,乃知中國哲學為可貴也。」

1923年,孫中山派蔣介石赴蘇學習3月餘,蔣介石開始對蘇聯共產黨對中國所懷的企圖產生戒心。他認為自由主義者和共產黨不尊重中國的傳統文化,盲目崇拜模仿的,不過是西方思想的表面。

1925年,蔣介石看《列寧叢書》的第二天,就看《泰戈爾傳》,他對比說:「泰戈爾以無限與不朽為人生觀之基點,又以愛與快樂為宇宙活動之意義;而列寧則以權力與鬥爭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唯心,一唯物,以哲學言,則吾重精神也。」後來,蔣介石在民主、科學之外提出中國傳統倫理,他選擇 「唯心」,反對唯物論,這是他拒絕馬列、反對共產主義的起點。

蔣介石也經常翻閱各國革命史,對法國大革命雅各賓派,他評價說:「以其信仰之強固,嫉妒與殘暴專橫,造成勢力,故不可恃耳。」相對於列寧、雅各賓派,蔣介石更喜歡的是諸葛亮、文天祥,他喜讀〈前出師表〉、〈正氣歌〉,也喜歡《心經》等佛學著作。

與「新青年」大不相同的是,蔣介石讀書,更多尋求實現自身道德的完善。從1912年到1924年,他開始以「理學」的規範自律,修身養性,期望自己「內聖外王」。 1926年以後,蔣介石徹底轉變方向,完全廢棄新學,專讀舊籍,看古文。1932年,他規定自己每日早晨必看古書一篇,每本書他都從頭讀至尾,少有中輟,有些書常年反覆讀,讀三五遍甚至更多。1932年底的日記中,他寫道:「現代之書,不足論矣。乃知中國古書之精切與人生也。」

除了經,蔣介石選讀的多是中國古聖賢「內省修德」之作。他愛讀《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王荊公集》、《張居正評傳》《胡林翼全集》、《聖武記》等作品。1936年他寫道:「從前只知以豪傑自居,而不願以聖賢自待,今日乃以聖賢自待而不願以豪傑自居矣。」

蔣介石的日記中,記錄了他讀書後的反省與自勉:

1929年7月18日:「今日看《朱子全書》,始恍然自覺,久不見聖賢書,難怪性心日下也。」

1932年12月13日:「今日看《白沙學案》完,頗有所得,自恨修養不早,以致矜燥無常也。」

1941年9月30日:「日日看《明儒學案》,積聖賢之書,仍不能戒懼自勉,可恥可痛。」

正是由於對中國傳統典籍的精研,使蔣介石拒絕接受「五四」流行的科學主義和反傳統思想,他對新文學和白話文態度冷淡,排斥新文化思想。晚年時,他更加明確認識到,中華文化「與共產主義崇尚仇恨暴力的邪惡本質絕不兼容」;共產黨「要把我中華民族五千年崇高優秀的歷史文化,摧毀無遺;要把我們中國以仁愛、和平為本位的倫理,轉變為冷酷殘忍的鬥爭,參加國際的殘殺。」

蔣介石最愛這些書

《大學》《中庸》《孟子》

蔣介石注重儒家的四書五經。1934年,蔣給受訓軍官專門講解《大學之道》時說: 「我回想以前幼年時候,先生教我讀《大學》、《中庸》,不知道背誦過多少遍。我到18歲的時候……先生重新要我再讀這一本《大學》……到了28歲的時候,總理(孫中山)為我們講明《大學》一書的價值,我重新又來看。」

他認為《大學》:「將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羅無遺,發揮盡致。可說其是由內在的德性之修養,到外發的事業之完成,為一貫不斷進取開展的過程……我們知道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大學》一書,把個人的內在修省以及向外發揚的道理,發揮到了極致,可以說政治上基本的原理全在於此。」

蔣對《中庸》推崇備至,認為如能得《中庸》要旨,「已得我國古代哲學之精義而無待於外求了。」立身處世,便可以受用不盡,「政治上一切法律制度和政治者的行動態度,皆要合乎禮,就是合乎宜。否則就有過猶不及,如此就要亂了,就不成其為政治了。」

對《大學》、《中庸》的解讀,蔣介石的基點都是立身處世和修身養性。從「修己治人」加強個人的內在品德,然後對外發揚而及「治人」「治國」,最終以「平天下」,他認為這是中國固有政治哲學之精微博大、高明切實之處,為外國的政治哲學家所不及。

對《孟子》,蔣介石推崇備至,他曾對蔣經國說:「《孟子》文章之好,異乎它書。」

《孝經》

蔣介石強調傳統倫理道德中的「忠」、「孝」,《孝經》於他一生尤為重要。1934年他寫道:「晚誦《孝經》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其母忌辰之日,蔣介石親手書寫《孝經》的開宗明義章,說:「甚思遺留後人,使其孝弟立業,以補吾過也。」1943年他寫道:「本週誦讀《孝經》,更有心得,可見經書在晚年誦讀,更能領會聖人作書之要旨也。」

《易經》

《易經》對蔣介石一生都影響很大。他少年時讀《易經》,成年後,他改名為中正,字介石,一種說法是,他的名字都取自《周易‧豫卦》「六二」爻辭:「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彖》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大意是,心志操守堅如磐石,居中得正,最吉利。《易經》術數,使蔣介石相信命運安排,一切皆由天,非人力所能為也。

《管子》

《管子》也是蔣介石喜讀的。1934年蔣介石推行新生活運動,連續2個多月,幾乎每一天他都看《管子》,新生活運動中「禮、義、廉、恥」的理論基礎也源自於《管子》。

《孫子兵法》

蔣介石在行軍作戰時反覆鑽研《孫子兵法》,認為在中國古代的軍事哲學中,《孫子兵法》最為精微。

《曾國藩全集》

常被蔣介石置於案旁的是《曾國藩家書》,17歲他就開始讀,後多次複讀,終生拜讀不輟。據說早年就因為貪看《曾文正公全集》,導致他目力受損。曾國藩的立志養氣、立品修行,對蔣介石影響非常大,他視曾國藩為治國理政的良師。

《王陽明全集》

蔣介石最推崇的是明朝的王陽明,認為他是一位在立德、立言、立功上皆有超凡成就的儒家聖賢,是中國傳統中的「全才」。晚年他對陸九淵、王陽明的心學頗有心得。

《聖經》

與宋美齡結婚以後,蔣介石常讀《聖經》,日記中也經常摘抄《聖經》新約福音書和保羅書信的句子。

西安事變發生後,被囚禁中的蔣介石每日誦讀《聖經》;抗戰最艱難時刻,每日晚禱之前,蔣介石都閱讀基督教見證選集《荒漠甘泉》,這幫助他將磨難視為上帝對成就事業者的考驗。

1930年之前的日記中,蔣介石常寫「人定勝天」,接受基督教信仰後,他便不再書寫這4個字了。

通過基督教,蔣介石更加認識到,共產主義是詆毀創世主的邪教,「共產黨徒不承認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而崇拜自我,實為有史以來最卑鄙的偶像崇拜者。」「以虛假欺騙的手段滲透人心;以凶狠殘暴不人道的方法剝奪人的自由,橫行霸道。共產主義一日不停止,世界一日無安寧;共產主義一日不消滅,世界一日無和平。」「共產主義的反神思想,使共產世界與自由世界之間的和平為不可能。」

蔣介石生前曾囑咐家人,自己死後棺材內放《聖經》、《荒漠甘泉》、《唐詩三百首》這3本書下葬。

1975年,清明節將至,89歲的蔣介石呼喚護士羅小姐,請她為自己唸《唐詩三百首》中有關清明的古詩。當護士誦唸「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黃庭堅的〈清明〉)時,蔣介石臉上的肌肉突然略微抽搐了一兩次,他請她多唸幾遍,說:「這首詩寫得好。」這兩句詩大意是:無論聖賢還是平庸之輩,生命結束時,留在人間的,都不過是長滿野草的小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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