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在香港「反送中」相關報道中，一個屢被提及的話題是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可能受到衝擊。

根據2018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報告，香港緊跟倫敦、紐約位列第三，依然是亞洲第一金融中心。香港能成為並且一直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原因，最簡潔的答案如香港立法會議員楊岳橋受訪時說的：「仰賴於國際社會的信任，是信心問題，信心兩字，代表一切。」

若要說香港被國際金融信賴的具體條件，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3月騰訊旗下媒體專訪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他表示至少有三個最關鍵的因素：

一、完整的法律體系──英國普通法（這種法律體系使得全世界所有市場經濟，基本上都在一個法律背景下運作）。

二、寬鬆的信息流通環境（金融是瞬息萬變的，有阻礙不透明影響決策判斷甚鉅，這包括政府發佈的信息、統計數字等，也包括媒體是主要的一塊）。

三、留住人才（包括生活條件、文化和教育、自然環境等，如北京霧霾影響健康令人待不下去）。

在3年前的這篇採訪中，丁學良也使用了通俗說法來概括法律、信息、人才這三大因素以及其它重要因素：「金融中心很重要的一點，是人家把錢放在你這兒放心，政府不會用甚麼方式來搶奪人家的財產。」

如今香港政府罔顧程序欲將「送中條例」強行過關，接受媒體採訪的香港資深對沖基金經理人、曾擔任全球最大型倫敦上市對沖基金Man Investments 地區主管錢志健從商業的角度評論：法案通過後，記者不能報道，分析師不能發佈任何對中國不利的報告，他們可以用各種理由構陷你。你可能是華為的競爭對手，可能是中國研發的電動車的對手。一個從平治（汽車公司）來的，從福斯汽車來的，即使不用入境，只要轉機，他們就有可能被中國帶走。而且中共與香港政府已經做過這種事，他們有很多不良紀錄。

《經濟學人》在封面故事〈香港的法治〉（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報道，「送中條例」已不是單純的引渡罪犯問題，因為香港作為「一黨專政的中國」與「自由全球市場」之間的脆弱橋樑，很可能因為這個條例的修正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因為中共是黨治大於法治。

一個簡單的事實，香港過去已經和二十多個國家簽訂長期的引渡協議，這次的「送中條例」引發百萬港人上街怒吼，歸根究柢是因為不信任中共的法治。這一點其實國內民眾心有慼慼焉。曾有中國媒體人投書台灣媒體表示，從辱母殺人案到四川中學生遭虐殺案，暴露出中國司法、警察單位本身就是非法的、不正義的以及壓迫全民的利器。無數冤案讓中國年輕人逐漸清醒，這不是司法問題，而是中共的黨國體制。

所以不是香港民眾「反送中」抗議會讓香港失去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而是一旦「送中條例」被強行通過，最可怕的是在香港過境就等於身在大陸，沒有任何跨國金融會把重要的人員、資金與業務放在一個隨時可能被「合法綁架」的地方。

香港「反送中」是在維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這個香港價值，當香港警察暴力鎮壓這些手無寸鐵的香港市民時，7月20日中共金融委高調宣佈「金融11條」等一連串所謂進一步對外開放金融的政策措施，被指有意推進中美貿易談判，實際上還是騙取談判的空頭支票。香港發生的一切顯示，中共毫無誠意遵循普世價值和國際通行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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