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王軍濤,蘇曉康,嚴家其——熟悉「六四」的人,不會不知道這四個名字。他們是通緝名單上的「幕後黑手」,王丹名列被通緝的21名學生領袖之首,7名被通緝的知識份子則包括王軍濤、蘇曉康和嚴家其。

四位跨世代的「六四」親歷者中,最小的王丹50歲了,年長的嚴家其已經77歲。回望過去的三十年,他們對個人的遭遇頗為豁達,但呼籲正視歷史、為六四翻案的信念依舊堅定。

「非走這一步不可。沒有正義,這個國家就永遠沒有前途,永遠就是黑暗的,沒有光明。」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的嚴家其說。

5月11日,波托馬克文化沙龍舉辦「六四」系列研討會,邀請王丹(右二)、王軍濤(左二)、嚴家其(左一)、蘇曉康(右三),審視歷史,還原真相,探討中國未來。(林樂予/大紀元)
5月11日,波托馬克文化沙龍舉辦「六四」系列研討會,邀請王丹(右二)、王軍濤(左二)、嚴家其(左一)、蘇曉康(右三),審視歷史,還原真相,探討中國未來。(林樂予/大紀元)

要「翻案」 不要「平反」

在英文語境中,常用「天安門廣場屠殺」(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指代「六四」,中共官方的定義則仍是「反革命暴亂」。很多年輕的中國人,對這個在大陸網絡上和生活中「被消失」的話題是如此陌生。

嚴家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林樂予/大紀元)
嚴家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林樂予/大紀元)

嚴家其說,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六四是一場大屠殺,在96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大地上卻不被承認,還稱之為「反革命暴亂」。這不是共產黨平反與否的問題,而是應該公開共產黨的罪行。

這些年來,儘管大陸經濟發展了,但是「天安門母親」和許許多多受迫害的中國人心裏是沒有光明的,如果不能實現正義,沒有法制,中國就永遠沒有前途。

「在中國大地上,一定會恢復正義——我有這種信念。」嚴家其表示,信念是支持他走下來的動力。

王丹表示,很多年前就不再用「平反」一詞,而是改用「翻案」。如果寄希望於共產黨給六四平反,就相當於讓殺人犯給自己宣判死刑,「0%的可能性都沒有」。

源起黨內爭權 鎮壓是必然結局

在哥倫比亞大學,王軍濤做了很多比較政治方面的研究。他發現,在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當中,六四學生的訴求和組織秩序都可以說是一流的,為甚麼沒能像其它國家一樣取得成功呢?

王軍濤說,共產黨內部還有「黨中之黨」。(林樂予/大紀元)
王軍濤說,共產黨內部還有「黨中之黨」。(林樂予/大紀元)

「共產黨裏面還有一個『黨中之黨』,控制著黨內的高級幹部,這是一批死心塌地的人,掌控著核心部門。」王軍濤說,鄧小平手中握著「黨中之黨」,再加上幾個元老的支持,牢牢控制住了共產黨這部機器和軍隊。官民對決,學生們幾乎沒有翻盤的可能。

蘇曉康表示,屠殺發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共內鬥。(林樂予/大紀元)
蘇曉康表示,屠殺發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共內鬥。(林樂予/大紀元)

政論電視片《河殤》總撰搞人蘇曉康表示,「屠殺的發生,最根本的原因是黨內的。」當時共有三股勢力,包括鄧小平的改革派,陳雲、李先念等保守派,以學生和知識份子為代表的民間力量。

他認為,中共黨內鬥爭激烈,頑固派要找機會拉趙紫陽下台,即使沒有學生運動,再過兩三個月,也會借其它事件發難,「一定會發生」。

從「四二七」大遊行到六四屠殺,一手好牌變成滿盤皆輸,其中的原因,沒有人能給出解答。蘇曉康遺憾的是,如果溫和派與民間力量能夠運作得更好,也許有機會阻止屠殺的發生,中國可能不會變成現在這樣「邪惡的國家」。

「但是,如果鄧小平下了決心要幹這件事情,共產黨這個體制是沒有辦法制止的。」蘇曉康以廬山會議為例,即使是毛澤東最親近、共產黨內威望很高的彭德懷,因為指出大躍進中的問題,也被毛澤東整倒了。如果當權者決意下手,共產黨的機制沒有阻止的功能。

三十年後 你變了嗎?

王丹(右)表示,「讓國家更好一點」的願望與三十年前無異。(林樂予/大紀元)
王丹(右)表示,「讓國家更好一點」的願望與三十年前無異。(林樂予/大紀元)

王丹說,有些東西是不會改變的,比如「讓國家更好一點」的願望,與三十年前無異。年輕時入獄的重挫,反而給了他一份沉潛的心態,能夠正面看待苦難。出國留學、做大學老師,他的人生軌跡和當初的規劃基本一致。令他感到難過的是,家人被牽連受到的傷害——六四之後,王丹的母親曾被無故關押一個月,當局至今拒絕給出合理解釋。

曾經是共青團中央委員,如今是中國民主黨全委會主席的王軍濤說,自己一直活得「很自在」。他說:「一個從來沒有享受過自由的人,沒有辦法體會自由心靈的幸福感。」

「苦難是財富。」蘇曉康說,二十多年前的一場致命車禍帶來沉重的打擊,但這讓他獲得重生,看到了人生的另一境界。真正讓這位著名作家失落的,是被迫失去了讀者。他的著作《河殤》在中國再版幾百次,十分受歡迎,但流亡以後的著作再也不能在大陸出版了。

嚴家其說,從大學時代到現在,五十多年來,他一直希望中國的專制主義能夠改變。六四之後,中國百姓不再迷信共產主義,可也沒有找到正確的方向,他相信現在的中國需要一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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