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頂級智囊揭內幕 中共如何對外國進行干預

英國頂級國防與安全智囊「RUSI」2月20日對外公佈一份報告，披露中共在海外實施的各種形式的干預行動，包括「精英俘獲」、在海外撒錢製造「依賴性」、在外國政要身邊安插中共自己人做顧問、進行威脅等。

干預領域涉及政治、學術界、大學、智囊和媒體等。報告還披露，中共擅長轉移視線，把外界對共產黨的指責說成是「反中國人」、「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從而使自身從被指責中脫身。

這份名為「中英關係：影響與干預的界限在哪裏？」（China–UK Relations Where to Draw the Border Between Influence and Interference?）的報告，由英國「皇家國防與安全聯合服務研究所」（RUSI）公佈。

「RUSI」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也是英國頂尖的國防與安全智囊。在1831年由曾打敗拿破崙的威靈頓（Arthur Wellesley）公爵創辦，至今188年仍然保持政治上的獨立性。

此報告的作者是英國前外交官彭朝思（Charles Parton）。彭朝思在37年的外交生涯中，大部份時間是在中國或從事中國相關事務。他曾任歐盟駐華代表團的一等參贊，聚焦於中國政治和內部發展，並向歐盟及其成員國提供有關中國政治如何影響其利益的分析。他是英國國會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House of Commons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的中國問題專家顧問。

中共為何要進行干預？

報告說，一件事是不變的：這個黨（共產黨）最重要的考慮是確保其能夠持續掌權，尤其是因為專制國家的政治過渡往往是暴力的，個人後果是危險的。中共的首要任務就是避免不穩定和動盪這些可能導致其被推翻的因素。

因此，中共除了在國內加強一黨專政的「合法化」外，還企圖通過對外干預來尋求外國對該黨的「成就」和政策的「支持和認可」，讓這種「支持和認可」再傳到國內來，使中國人民相信黨所取得的「成功」，從而加強中共的權力運用。

報告說，中國共產黨因此把控制海外有關對中共的評論看得與在國內加強其專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一樣重要。這對推廣其地緣政治目標也同樣重要。

在海外進行干預的工作由中共的統戰部（UFWD）進行，並且得到黨和國家的其它主要部門和機構支持。

中共現在的政策是「走出去」，包括在全球推廣「一帶一路倡議」（BRI），在海外部署軍隊，尋求在東亞的領導地位和控制周邊海域。當認為外國重要的時候，中共也必須要讓外國事務符合中共的利益和宣傳。

中共還希望控制居住在海外的中國公民，如學生、學者、商人以及海外華人社區，幫助推動中共的利益。報告說，近幾十年來移居海外的華人中越來越多的人被要求遵循黨的路線，中共可以利用這些華人的親戚或商業利益為施壓槓桿來迫使他們這樣做。

中共進行外國干預的伎倆

報告表示，中共在海外進行干預的一個主要工具就是製造對中國資金的依賴性。外國機構為避免失去資金支持，往往會實施自我審查和自我限制政策。此外，中共還安插自己信任的人在國外的大學、媒體、政治或商業領域推動中共的利益。

報告說，中共實施干預的另一個手段就是「精英俘獲」（elite capture），任命在外國有一定影響力的人到中國公司、智囊或中國大學任職，俘獲的目標包括前政要、公務員、商人和學術界或智囊的高級工作人員等。中共通常會給他們提供慷慨的諮詢費，從而使他們可能更容易成為中共的目標。此外，中共還安插自己人作為西方政治人物的顧問，幫助推動中共利益。

報告說，中共給西方國家帶來更隱蔽的威脅是黑客、網絡攻擊、控制西方國家的基礎設施以及間諜行動。

報告指出，中共對西方的干預「是以犧牲西方國家的利益和價值為代價的，嚴密且冷酷地推動中共的利益」。

該報告從七個領域披露中共的干預：對學術界、智囊的干預；西方媒體和出版自由；言論和法治自由；公共政策與政治；間諜；對重要國家基礎設施的威脅；更廣泛的技術威脅，包括監視和控制技術／系統的輸出和網絡管制。

中共擅長轉移視線

RUSI報告明確指出，談論中國和中國的政策實際上是在談論列寧主義制度，也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本報告中對中國（共）的批評不是針對中國人。「這個黨（中共）擅長將對自己的批評反而說成是反中國人」，這要堅決制止的，因為這允許中共以「這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為藉口轉移西方對共產黨政策的批評。這也影響了海外華人的聲音。

報告還披露，中共在海外經常會以一些在外國政府看來不想要、但還不至於不可接受的活動，來轉移外界聚焦其進行的更不可接受的干預活動。通過這樣做，中共就可以在其被指責對外國構成威脅時宣稱，「這種威脅被誇大了」。

去年美國的一篇調查報告同樣提到了中共擅長轉移視線的問題。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的資深研究員、記者費什（Isaac Stone Fish）在進行了大量採訪和調查後發現，為了讓任何對中共不利的觀點噤聲、穩固其統治，北京採取了一個轉移視線的招術。這個招兒旨在將外界視線從中共最核心的敏感問題上轉移出去。

例子之一就是去年4月，中共民航管理局向四十多家外國航空公司發信，信中規定，台灣必須被稱為「中國台灣」或「中國台灣地區」，地圖上必須將台灣和中國大陸用同樣顏色標示。否則他們將會面臨懲罰。

費什在介紹中共這一招數的第一步中指出，中共希望美國學者將「三T」，也就是台灣（Taiwan）問題、西藏（Tibet）問題和天安門（Tiananmen）事件視為中共最敏感的問題。中共的戰略是，美國人一旦將「三T」固定為中國（中共）的最敏感問題，就會更有可能忽視甚麼才真正是中共的最敏感問題：「曝光中共領導人所做的壞事，批評（中共的）具體政策」，鼓勵在中國的其它政治組織，「呼籲政權改變」或建議「中共不應該統治中國」。

在西方政界安插自己人和進行精英俘獲干涉西方政治

報告披露，中共一直試圖安插自己人作為西方政治人物的顧問。報告援引了《悉尼晨鋒報》2017年的一篇報道為例說，澳洲的一位議員就有一位這樣的顧問。

與中共關係密切的游說組織成員楊東東（Yang Dongdong）自稱是澳洲自由黨議員、時任聯邦工業革新科學部助理部長朗迪（Craig Laundy）的「社區顧問」。楊東東被指用中共理念潛移默化地對朗迪施加影響。經調查發現，2014年，楊東東申請加入一個游說組織，他描述該組織是中共統戰部的一部份，旨在動員海外華人來增進中共的利益。

彭朝思在RUSI報告中舉了自己在歐盟駐華代表團工作期間的一個親身經歷。他說，一次，在一組來訪的歐洲議會議員中，一位英國議員將他的顧問（一位前中國教授）帶到了一個內部簡報會上。這位英國議員擁護中共官方的立場，甚至措辭也和中共宣傳部拿出的材料幾乎相同。這位議員的顧問以在歐盟總部所在地布魯塞爾舉辦親中活動而知名。

報告說，中共還利用「精英俘獲」的手段聘請離任的西方政客做諮詢服務，並支付慷慨的諮詢費，來建立他們的資金依賴。中共希望這些政客能夠在各自國家推動中國故事。英國前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參與了一項旨在向「一帶一路」項目投資10億美元的大型中國基金，已引起一些關注。

報告指出，中共的「精英俘獲」問題尚未得到仔細研究，但應該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