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代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從失誤中覺醒了。他們曾經以為，經濟轉型和民主化會始終相伴前行，卻未看出「中國模式」的本質，即這種共產黨資本主義與其它原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結果是不同軌道上跑的車，共產黨資本主義必然阻斷民主化。
一、「一整代中國專家的覺醒」
2018年11月29日美國史丹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中國影響與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惕（Chinese Influence and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這份報告的產生花費了一年多時間，有32位頂尖的中國問題專家參加研究，包括法蘭西斯・福山、戴雅門、葛來儀、黎安友、沈大偉、裴敏欣等。這是多年來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圈首次討論中國如何在各方面對美國施加影響的專題報告，其中提到了中國對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者通過約談、簽證控制等手法，試圖操縱美國學者的觀點。前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主任麥艾文表示，「這證明了一整代中國專家的覺醒，他們曾自認在幫中國走上世界舞台，到頭來卻發現出現了嚴重失誤」。
此前，在2018年8月於波士頓召開的美國政治學會的年會上，有人對五百位中國問題學者做了一次民意調查，結果發現，有68%的被調查學者承認，在中國研究領域裏存在著「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問題。
美國的中國研究圈向來有「擁抱熊貓派」和「敲打熊貓派」之別，而前者居於主流。顯然，這種狀態的形成，與「中國影響」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美國學者們的觀點可能與北京的壓力有關，但也未必都是如此，因為還是有不少學者發表了一些批評性的文章。這裏不準備討論「中國影響」與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們的觀點之間到底是甚麼樣的關係，這是一個目前剛剛開始的話題，沒有大量深入的系統性研究分析，很難就此作出簡單的斷言。但是有一個值得思考的角度，是不是「擁抱熊貓派」的觀點過於誇讚中共，而「敲打熊貓派」的觀點就基本正確呢？未必如此。
二、中國研究圈視界的侷限性
美國的中國研究圈存在著兩個重要缺陷。其一，絕大多數人忽視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例如，中國70-80年代全國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如何在90年代突然變成了少數人所有制。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國企轉型不過就是把公有資產轉變為私有，別無其它。其實，幾十萬家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私有化行動關係到巨額國家財富的私有化，而幾千萬「國家職工」則突然裂變成勞資雙方，這個過程涉及到侵佔國產、社會公正和公眾參與權等重大問題。如果這場私有化嚴重違反了社會公正，對中國經濟改革的評價就不能單純是正面的。可惜，在美國的中國研究圈裏，很少有人涉足這一課題。而這一缺失導致了對中國經濟轉型認知的偏差，乃至對中國目前存在的嚴重社會矛盾和政治走向缺乏把握能力。再比如，一些美國學者認為，中國的威權型政府推動政策果斷有力，是經濟改革的有利因素，但他們忽視了威權型政府為了自己的需要而故意撒手不管的情形，像朱鎔基為了方便上面提到的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少數人私有化，曾關閉了國有資產管理局，取消了私有化過程中對廣泛存在的盜竊國有資產行為的監管。這種情況下，撒手不管加上威權壓制，社會後果更加糟糕，而對這些，讚美中國威權模式的美國學者就不聞不問了。
其二，中國研究圈存在著相對封閉性，許多中國問題學者往往傾向於認為，「China is China is China」，或「中國與其它國家不一樣（China is not just another nation state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他們習慣於把中國看成一個與俄國東歐等轉型中國家不同的特殊體，故而很少在中國研究中作真正的國際比較。因為中國研究只分析單一國家，很容易產生故步自封和一葉障目的研究結論；而在單一國家轉型研究中被公認的某些結論，若放到國際比較中去一看，其實根本就站不住腳。例如，許多中國問題專家認為，中國採用漸進型改革模式，比俄國及東歐、中歐原社會主義國家的震盪療法好得多。然而，由於他們並不真懂前蘇聯陣營各國震盪療法的內容，又忽略了類似現象在中國發生的實際情形，這個所謂中國式漸進模式優越性的判斷，完全違背了現實。事實是，在價格自由化和全面私有化方面，中國同樣採用了震盪療法，前者是1993-1994年，後者是1997到2002年，而中國的震盪療法其實比前蘇聯陣營各國的震盪療法更冷酷。類似情形也發生在對民主化和經濟轉型相互關係的理解方面。
三、民主化和經濟轉型：孰先孰後決定一切
美國的中國研究圈中，「擁抱熊貓派」當中的某些人似乎認為，現在的「中國模式」屬於最佳選擇，民主化不一定適用於中國；而「敲打熊貓派」的不少學者則認為，經濟轉型之後中國應該推行民主化，在他們看來，這好像是順理成章的事，卻很少有人通過國際比較研究來分析經濟轉型和民主化之間的相互關係。經濟轉型和民主化真的是社會主義國家轉型過程中會自然誕生的一對「孿生兄弟」，始終相伴前行？事實上，「敲打熊貓派」的許多學者不了解，經濟轉型可能扼殺民主化，「中國模式」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西方研究原社會主義國家轉型過程的學者多半都接受一種理想主義假定，即市場化有利於民主化，或者說，經濟轉型會促進政治轉型。其理由是，中產階級在市場化和經濟發展中逐漸壯大，他們會支持民主化，而紅色精英在現代市場環境中將接受西方文明和普世價值。這樣的說法似是而非，但在中國主張民主化的知識份子當中很有市場。在中歐國家（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這一看法被證明是正確的；但在俄國，經濟轉型早已完成，而政治轉型卻在走回頭路；而中國模式則證明，如果私有化基本上被紅色權貴們操縱，其結果是建立紅色權貴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國模式」產生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但會阻滯政治民主化，而且可能幫助和強化紅色權貴們鞏固共產黨的專制統治。
我比較了大部份原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之後發現，實際上存在著截然不同的三種經濟轉型模式，中歐國家是「不要紅色精英的資本主義（making capitalism not with red elite）」，俄國是「昔日黨內同志的資本主義（comrade capitalism）」，而中國則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communist capitalism）」。我從中、俄經濟轉型的比較中得出了一個關於轉型規律的認識：經濟轉型是有利於政治轉型還是阻滯政治轉型，其關鍵在於兩者的先後順序（sequencing）。（注）
經濟轉型與政治轉型的先後順序，有兩種可能。當經濟轉型與政治轉型同步時，比如俄國的情形，由紅色精英「變身」而來的民主派不會反對民主化，因為民主化不見得妨礙他們利用以往的社會關係致富；但紅色精英在民主化過程中會受到一定的遏制，無法肆無忌憚地利用私有化來化公為私，在俄國和中歐國家都可以發現這個特點。如果經濟轉型在政治轉型啟動之前便已完成，例如中國的情形，已經成為產業資本家、金融資本家和房產資本家的紅色精英們會強力阻止民主化，因為民主化不僅會剝奪他們的政治特權，還可能會追索他們非法獲取的財富。所以，紅色資產階級比保守的老共產黨人更仇恨民主化；不僅如此，前者也不太關心中國這塊國土和民眾的未來，他們把財產和親屬轉移到國外，甚至取得外國身份，一有風吹草動，揣著錢包就可以登機走人。這種紅色精英通過「異族化」來逃避國內社會矛盾，因此不會像前蘇聯集團各國的紅色精英那樣，為了自己將來的國內生存而謀求政治妥協。
四、他們留下了甚麼教訓？
美國的中國問題學者留下的教訓，至少有三點。第一點即視界太窄，他們關注中國的種種細微變化，卻忽視了「中國模式」與其它原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模式的異同之處，因此也失去了從國際比較當中可能獲得的教益。第二點是對「中國模式」的認識缺乏深度，放過了全民所有制轉型為少數人所有制這個關鍵環節。由此便產生了一系列誤解，比如，對「中國模式」先「甜」（經濟繁榮）後「苦」（政治轉型受阻）的必然性，沒有充份的認識。第三點則是對民主化進程的理解過於教條主義，把自己的理想當作必然的現實，卻無視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切斷了民主化方向的可能性。
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國內很多知識份子覺得，現在的局勢還不如鄧、江、胡時代，表現為政治上的倒退。這種看法其實和「覺醒」前的美國的中國問題學者有相似之處。其實，共產黨資本主義是個政治、經濟一體化的體制，類似於蘇聯東歐的那種民主化可能，早在朱鎔基時代就已經被經濟轉型道路所扼殺。在制度層面，共產黨資本主義的體制從90年代後期開始逐步形成、完備。中共依靠這套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推動了20年之久的經濟繁榮；如今，經濟繁榮漸漸褪色，但這套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卻維繫下來了。如果要肯定鄧、江、胡時代的「前進」，那就不得不同時也承認，正是那樣的「前進」，阻斷了政治變革的道路。
從這個角度去看，當下中國的政治走向，並不是從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套體制往傳統社會主義制度倒退；恰恰相反，它是90年代後期以來形成的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模式自我療治的延伸，與前蘇聯各國在資本主義基礎之上形成的民主政治或半民主政治，完全是兩條軌道上跑的車。2018年中國經濟進入下行通道，標誌著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套體制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走完了它的巔峰期，也開始進入下行通道。當習近平堵住了官員們走「異族化」這條路時，實際上便奪走了他們的個人「救生艇」，逼著他們與黨國共存亡；官員們雖然「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但內心的不滿是顯而易見的，於是官場上的「怠工」之風便盛行起來。
然而，經濟困境或經濟危機並不必然導致政治變革。委內瑞拉就是一個例子，當經濟崩潰之後，幾百萬國民逃往他國、另謀生路之時，該國國民並沒有想用選票換掉總統，或者追究他和同夥的政治、法律責任。在中共的威權政體之下，國民沒有選票去決定國家的政治走向，而當局可以動用層出不窮的行政手段去推遲、減緩危機的爆發。
「中國模式」開闢了一個與歷史上出現的傳統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都不同的制度模式，即共產黨資本主義。今天哪怕鄧小平再世，他也絕無可能為民主化開門。這樣來看，美國的中國問題學者們「覺醒」以後，與國內的知識份子一樣，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中國往何處去，誰都沒有現成的答案。
註：這是我2016年發表的觀點。論文標題是，「Capitalism Making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Transition」（《轉型中的資本主義建設及其政治後果》，此文載吳國光教授編輯的「China』s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New Perspectives」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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