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韻：新聞奇才拒赴台灣 命喪中共勞改營

趙敏恆，中國近代新聞界的先驅之一。他是第一個報道西安事變的記者，第一個在美國取得新聞學碩士的中國人。他曾任路透社中國分社社長、遠東司司長，多次在國際領域首發新聞，引起轟動，獲得了路透社內部的最高獎「金煙盒獎」。

1949年，他拒絕了國民黨方面的邀請，不去台灣，也未接受其它新聞機構的高職。他選擇留在大陸，把信任票投給了共產黨。

1955年，趙敏恆被當作「國際間諜」、「敵特份子」逮捕關押。在上海提籃橋監獄裏，他對妻子和兒子說：「原來我們以為自己甚麼都懂，其實是甚麼都不懂。」

民國明星記者

趙敏恆1904年在南京出生。1916年，他以江蘇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清華留美預備學堂（即清華大學前身），當年同班同學有梁實秋、羅隆基、孫立人、吳國楨等。1923年，趙敏恆畢業後即官費赴美國留學，先後在密蘇里大學新聞系、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學習，取得碩士學位後歸國。

1928年初，趙敏恆出任英文《北京導報》的副總編輯，也曾任民國政府外交部情報處副科長兼秘書。同年8月，他加入英國路透通訊社，先後任南京特派員、漢口特派員，中國分社兼重慶分社社長，併兼美國聯合通訊社駐南京特派員。「九一八」事變後，美國國際新聞社、英國每日電訊報、日本朝日新聞社、蘇聯塔斯社都曾聘請他發佈新聞。

趙敏恆具有很高的新聞敏感性，曾經率先報道過幾次大事件。例如，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當日，趙敏恆根據去西安的交通中斷等線索，加上自己對國內各派力量的了解，判斷出張學良在西安發動兵變、扣留了蔣介石。他向路透總社發電，成為第一個向全世界發佈這一重大新聞的記者。

1943年10月，「開羅會議」秘密舉行。當時趙敏恆參加的路透社記者「訪英團」正好途經埃及，他在開羅街上碰到了蔣介石的侍衛長，又獲知多位蘇聯軍政要員也在當地，再經美聯社查證，得知羅斯福總統不在華盛頓。於是，他決定搶發新聞，由路透社發出的「開羅會議」的頭條消息比美聯社早了14個小時。

因此成績，趙敏恆榮獲路透社內部最高級的「金煙盒獎」，盒子上刻有他的英語名字「Thomas Ming Heng Chao」。他並被晉升為路透社遠東司司長。

1945年，趙敏恆創辦了《星期快報》，任重慶《世界日報》總編輯，兼任復旦大學教授。

走還是不走

1949年，趙敏恆和妻子謝蘭郁面臨選擇：共產黨即將統治大陸，離開還是留下？

趙敏恆有名氣，有才華，與國共兩黨都有互動，人脈甚廣。他如果要走，有很多機會。當時，《香港日報》總編的位子等著他，新加坡《星島日報》總編輯請他加盟，聯合國也邀請他去美國總部擔任新聞官員。

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湯恩伯三次催趙敏恆赴台，連機票都已訂好。宋美齡也派她的留美同學張藹真來找謝蘭郁，勸其去台灣。謝蘭郁的二姐和身為國民黨立法委員的丈夫登門勸說，希望妹妹和妹夫與他們一同離開，也可先到香港靜觀局勢，但是趙氏夫婦都不加考慮。

趙敏恆在上海結交了不少左派朋友，其中有田漢和安娥夫婦。田漢對他說：「共產黨是了解你的，你不要走！」他還說，周恩來也歡迎趙留下，並答應在北京給他安排工作。當年在重慶時，周恩來曾多次宴請趙敏恆，請求他向路透社多報道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情況。

經過考慮，趙敏恆決定，哪裏也不去，全家擁抱「新中國」。

甚麼都不懂

中共建政後，趙敏恆在家裏坐了一陣冷板凳，並未等到周恩來許諾的「安排工作」。後來，在時任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邀請下，他回校任教，擔任新聞系的新聞採訪與寫作教研室主任。

1955年，中共在全國發動「肅反」（肅清暗藏的反革命份子）運動，復旦大學在清查特務時，為路透社工作過的趙敏恆被逮捕，罪名是「國際間諜」、「敵特份子」。趙堅決否認。

謝蘭郁多次上訴、為夫鳴冤，結果被她任職的第60中學打成右派，送去青浦農場勞動改造。1961年，她的右派「帽子」才摘掉。謝蘭郁在抗戰期間為「中國婦女慰勞總會」和「戰時兒童保育會」工作，救助流離失所的兒童。這些中共原先承認的功績反而成了她的歷史「包袱」，也被一起算帳。

復旦大學後來查到了特務，但是市委書記柯慶施不同意糾正趙敏恆的案子，到了1960年，反而判處他8年徒刑，發配到江西新余礦山接受「勞動改造」，刑期從1955年關押時算起。

離開上海前，謝蘭郁帶著兒子趙維承去探監，驚見趙敏恆的頭髮全白，身體消瘦。妻子問他是否要上訴。他說：「不要上訴了，沒有用的。」他摸著兒子的頭說：「原來我們以為自己甚麼都懂，其實是甚麼都不懂。要好好學習呀！」

1961年1月6日，趙敏恆死在了勞改場，時年57歲。謝蘭郁和兒子趕到新余礦山，看到了一口薄皮棺材。據說，趙敏恆是因為跌跤出血，感染了破傷風菌後死亡。謝蘭郁提出開棺見屍，不被允許。她再要求和趙敏恆一起勞動的犯人談話，也被拒絕。這時，兒子對她說：「不要再提要求了，弄不好，我們自己也回不去了！」母子二人帶回了一條羊毛被，作為趙敏恆的遺物。後來趙敏恆的屍骨也找不到了。

趙敏恆從名記、教授變成了「特務」、勞改犯，家人的生活隨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拮据，謝蘭郁開始變賣首飾和物品，甚至把路透社的獎品金煙盒也賣掉了。他們還不斷搬家，房子越換越小，從複式的日式小樓，一直搬到了復旦農場的工棚。竹排編的工棚四面透風。趙維承回憶說：「屋中狹窄，我常躺在床上看外面農田和建築工地的情景，夜晚則數著天上的星星離去。」

1970年，打擊又落到了趙維承身上。因為一群復旦教授的子弟在私下裏「關心國家大事」，加上他的「出身」問題，又受到牽連，趙維承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