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早期的宰相們，不過是為了避免皇帝決策失誤，不得以而據理力爭，實出於無私的忠心。盧杞雖然討得皇帝一時歡心，卻真正把國家推向危險的邊緣。可見用人得當與否，對國家興亡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為政者不可不慎處之。
（接上期）
苛政斂財 招怨遭亂
自盧杞擔任宰相以來，朝中忠良之士被他排擠殆盡，只餘一干唯唯諾諾、趨炎附勢之輩，朝政也日益敗壞。德宗即位以來，海內烽火連天，長年戰亂，朝廷在軍事上耗費巨資，導致財政緊張。有官員做過預算，軍費每月需百餘萬貫錢，而府庫所藏只能支撐數月；如果能夠籌得五百萬貫錢，便可支持半年，戰事濟矣。
為解決財政危機，盧杞將心腹趙贊任命為度支，與其黨羽共同籌款。他們只一味地把心思花在搜刮民脂民膏上，其斂財方式主要有兩種，第一個便是「以商養軍」。他們認為，天下財富集於富商，便向德宗建議：商賈中家產有一千萬的，任其自主經營，超過的部份便借來贊助軍費，等到戰爭結束後再還之於商。
然而在執行過程中，官吏們總是懷疑商賈隱瞞財產，動輒對其鞭笞綁架，敲詐勒索。眾多商人不堪受辱，憤而自殺，京城出現「囂然如被賊盜」的景象。趙普等人還下令，京城中無論典當、租房、售糧等商業貿易，都必須「借」出1/4的交易額，又使城中商業活動趨於凋零。即使付出這樣巨大的代價，朝廷也只籌款兩百萬貫。
這些苛捐雜稅雖非盧杞所出，卻都是在他的佈置與默許下進行的。因而每當他出行，百姓從各路湧出，攔住其車駕，申訴苦楚。盧杞難以招架，只得將他們強行趕走。不久德宗聽聞新政收效甚微，百姓滿懷愁怨，只好下令禁止。盧杞一黨為了籌集軍費，又想出間架稅、除陌稅等苛政。
所謂間架稅，是將每幢房子的兩根撐木之間劃為一間，每間按照等級交稅，從五百錢到兩千錢不等。由於此稅只論房屋多寡，不問屋主家境殷虛，房多家貧者深受其害。除陌稅則指所有公私交易，官府都要從每貫錢中收取五十錢稅款。為徵收更多的錢款，他們對隱匿不報者採取嚴酷的懲罰措施，並鼓勵百姓互相告發。一時間，京城怨恨牢騷之聲，盈於遠近。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建中四年的「涇原兵變」。9月，為平「四王」與李希烈的叛亂，德宗命各路節度使出兵平亂。10月，涇原士卒離開駐地，冒寒雨奔赴長安，卻只得到粗茶淡飯之類的犒賞。眾士卒滿懷憤恨，大肆掠奪府庫財物，並在街上高喊：「以後再也不奪商人的財產了，再也不收間架、除陌稅了！」
長安難安，再次上演兵荒馬亂的一幕，百姓紛紛響應亂軍，德宗卻在這場動亂中倉皇奔逃，成為又一位蒙塵受辱的天子。盧杞一黨斂財無度，對這起「涇原兵變」難辭其咎，故史稱「天下無賢不肖，視杞如仇」。
作惡奉天 相權永革
兵變之後，德宗奔至奉天，盧杞隨行。他非但沒有反思專擅弄權帶來的惡果，反而繼續投機鑽營，恣意妄為。
隨駕的宰相崔寧因故遲來數天，德宗起初甚喜，大加撫慰。而崔寧見大唐帝王遭逢厄運，將所有罪責歸咎於盧杞一人，常在私下裏悲憤地含淚道：「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為盧杞所惑，以至於此！」盧杞無法容忍不利於己的言論，遂暗思誣陷詭計。
當初崔寧趕路時，多次下馬方便，而且每次時間都很長，因而耽誤行程。而被叛軍擁立為帝的朱泚恰好行使反間計，欲詔崔寧為相。盧杞利用這些證據，命與崔寧同行的官員，誣告崔寧出行時故意拖延時間，「有顧望意」；指使另一人偽造崔、朱的往來書信。盧杞則藉機譖毀，讓德宗懷疑崔寧有謀反之心，下秘旨將其縊殺。此事傳出，國人皆稱其冤。
不久，朱泚圍攻奉天，德宗危在旦夕。幸得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火速勤王，多次重創朱泚的軍隊，身中數十箭才解了奉天之圍。然而他生性粗疏，行軍路上多次表達對盧杞等人胡作非為的憤懣。他說：「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盧杞聽說後寢食難安，擔心德宗聽信李懷光的論奏，竭力阻止他入朝。
盧杞故作從容地勸誡德宗，李懷光功蓋天下，令叛軍聞風喪膽，無心再守長安。如果他能一鼓作氣，率軍攻下長安，便可一舉滅賊。如果召他入朝，勢必賜宴封賞，流連幾日。這樣就會貽誤軍機，讓叛軍有時間佈置防禦，那時再出兵抗敵，「恐難圖矣」。盧杞所言，似乎句句為國家大局著想，長期寵信他的德宗不假思索，便接受了他的「諫言」，命李懷光在外屯兵，不必入朝，並儘快收取長安。
李懷光認為自己不遠千里親赴國難，近在咫尺卻無法得見天顏，意殊怏怏。他知道自己受奸臣阻撓，遂引兵離去，並數次上表揭露盧杞等人的罪惡。於是輿論喧騰，士議洶洶，大家都指斥盧杞，是造成國家危亡的大奸臣。德宗這才有所醒悟，為平息眾怒，將盧杞貶為司馬。
不久，德宗想念盧杞，將他升為長史。貞元元年（公元785年），德宗欲再拜刺史。負責起草詔書的官員認為，盧杞違背天理，害德宗流離失所，未被處死已是格外開恩，如果讓他掌管一個大州，會令天下人對天子失望，於是不肯擬詔。其他諫臣也出面諫阻，說盧杞為四海臣民唾罵，如若復用，將使「忠良痛骨，士庶寒心」。
德宗只好和宰相李勉商議：「讓盧杞做一個小州的刺史可以嗎？」李勉答曰：「陛下想把大州交給他也不是難事，但是如何平息四方的責難呢？」德宗只好作罷。於是，盧杞改任澧州別駕，終不得入朝錄用。
對於盧杞是忠是奸的判斷，德宗又問李勉：「眾人論杞奸邪，朕何不知？」答曰：「盧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這正是他的奸邪之處啊！」德宗不甘心，點評歷任宰相與盧杞作對比：崔祐甫生性褊躁，與皇帝意見相左時，難免進退失當，反而要德宗顧全他的面子；楊炎剛直衝動，稍不順心便忘記君臣之禮，厲聲進諫，讓德宗難堪；只有盧杞，對德宗的話言聽計從，從不爭論或違逆，這便是德宗對他念念不忘的原因。
德宗的一番對比，恰恰印證了盧杞奸佞之本質，同樣說明了「興國之君樂聞其過，慌亂之主樂聞其譽」的歷史教訓。事實上，德宗對宰相的評價與史實正好相反。史料皆有記載，德宗初即位時，崔祐甫為相，他總是勸皇帝用道德治理天下，因而建中初年政治清明，赫然有貞觀遺風；而盧杞為相時，則唆使皇帝用刑名整肅天下，戰爭與財政危機接踵而至。
因而，德宗早期的宰相們，不過是為了避免皇帝決策失誤，不得以而據理力爭，實出於無私的忠心。盧杞雖然討得皇帝一時歡心，卻真正把國家推向危險的邊緣。可見用人得當與否，對國家興亡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為政者不可不慎處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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