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口，在歷史上一直徘徊在五千萬到八千萬之間，到了明朝之後才開始突破一億。而真正突破，則是在清朝的康熙年之後。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世界其它地區，比如歐洲人口，同樣是在17世紀之後才大幅成長。這其中的關鍵，在於一些新的植物食品從新大陸被引入舊大陸。粟米、薯仔和蕃薯，為農業生產帶來很大變化，為增長的人口提供了食物基礎。

這是物種多樣性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實際上，目前全球生物科學中一個最重要的課題，就是保障多樣性。因為誰也不知道，某一種生物會在未來的人類發展中會不會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事實上，現代企業的發展，也證明了經營的多樣性，可以保障企業的永續發展。多少曾經叱吒一時的超大型企業，最後變得奄奄一息。1910年美國道瓊斯指數中的上市企業，最後只有幾家存活到現在，無一不是依靠了當初企業產品和經營的多樣性。

對社會發展來說，地區和社區的多樣性，同樣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因為沒有人知道未來哪一種模式會脫穎而出，變成未來發展的模版。

中國人在這方面本來具有先天的優勢。中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有巨大成就，正與此有關。鄧小平確定設立特區，並以香港為模版，發展出外向型的經濟新模式，後來更由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開放沿海14個特區，全面複製廣東從香港模仿來的模式，這是現在中國取得成就的基礎。

然而弔詭的是，作為一個專制制度，中國的中央政府卻不自然地一直試圖消滅版圖中的多樣性。這在近代現代工業化之後的中國顯得更為突出。

中國大陸由於自然地理的原因，原本具有十分不相同的社會文化和社會結構，但中共政府在過去幾十年的最大努力，就是削平這些特點和特性，使之成為一個單一結構。

現在，這樣的命運降臨到香港。

由於歷史的原因，香港社會具備非常多中國大陸所不具備的特點。包括法制，包括政府治理制度，包括自由媒體監督下的自由體制。這個被很多大陸官員和學者視為彈丸之地的小地方，能夠有後來的發展，當然不僅僅是因為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這從四小龍的橫向比較中可以很容易看出來。

因此，維持香港和中國大陸不同的社會體制和經濟體制，不但對香港十分重要，對中國可能更為重要。因為一個和中國不一樣的香港，可以為中國提供正面的（或者反面）的教訓。正如當年的大陸的特區一樣，香港這個大特區，未來對中國的作用難以估量。

正因為如此，才會有清醒的北京官員和學者提出「一國兩制」的平衡問題。不走樣、不變形，對於掌握完全優勢的中央政府來說，必須有一個非常清醒的自覺，否則兩制必敗於一國。但這對於政治上必須正確的中共官員來說，是一個極大的難題。尤其嚴重的是，香港官員和那些可以影響政策的大商人，會不斷向北京作出以私利為核心卻用政治正確包裹的政策建議，其弊害之烈，足以毀掉香港。

保護香港的多樣性，不但關乎香港，也關乎中國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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