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母親」徐珏4月24日因肝癌去世,終年77歲。徐珏的兒子吳向東於1989年六四事件爆發時,6月3日晚在木樨地頸部中彈喪生。徐珏1999年曾寫一篇有關「六四」的證詞,披露天安門大屠殺及兒子慘死的一些細節與內幕。
據總部設在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報道,「天安門母親」徐珏4月24日因肝癌在家中去世,終年77歲。徐珏的告別儀式26日在八寶山舉行,多名「天安門母親」的成員到場悼念,以「天安門母親」群體的名義送了花圈,
徐珏的兒子吳向東,1989年六四事件期間是北京一間職工大學的三年級學生,也是北京電視機廠工人,當年6月3日晚在木樨地頸部中彈,送院後因失血過多去世;徐珏的丈夫在1995年抑鬱病故,小兒子在德國留學工作,徐珏孤身居住北京。她在2009年確診患癌,接受治療期間亦遭到當局嚴密監控。
「天安門母親」發言人尤維潔表示,去年「六四」前有131名死難者家屬聯署公開信,要求平反事件,但10個月來已有5人去世,除徐珏以外,孫恆堯、田淑玲、石峰、王桂榮接連去世,而在六四事件發生後,已有46名家屬過身。
另一位「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為徐珏去世寄發了泣別信。信中寫道:「徐珏,我的好姐妹!我無力挽住你生命的腳步,只得祈願你放心地走吧,而且要一路走好!徐珏,我的好姐妹!你有著常人無法企及之鋼鐵般的堅強意志;你拼盡全部氣力堅持到了最後一刻,給生命畫上了完美的句號。我會永遠永遠懷念你,我的好姐妹!我會竭盡全力去實現你那未竟的遺願。丁子霖泣別」
「天安門母親」運動是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六四事件死難者家屬丁子霖等人發起的聯同一群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遇害者的母親組成的,要求中共平反八九民運的組織。「天安門母親」呼籲徹查及公佈六四事件及向死傷者家屬公開道歉,這一組織及其成員常受到中共有關當局的阻撓與刁難,包括不可公開悼念「六四」遇害親人等。
徐珏親歷「六四」屠殺 證詞揭內幕
徐珏退休前是中國地質科學院的研究員。她1999年曾寫一篇有關「六四」的證詞,披露天安門大屠殺的一些細節與內幕。
在徐珏提供的證言中,她對兒子向東遇難前後的情況作了如下的陳述:
「6月3日晚,我和向東父親等待兒子久不歸家,來回於長安大街尋找,並在一家商店門口焦急等候。直到4日凌晨5點左右,仍未見兒子歸來。我們夫婦倆決定騎自行車去天安門廣場尋找。
「在行進路上,我們見一群淒悽慘慘的學生,有的受傷,有的抬著被坦克壓扁的學生。我們心急如焚地只顧騎車向西單方向去,慘狀更是觸目驚心,長安街上到處血跡斑斑,路面被坦克碾壓得印痕累累,長安街兩側商店的房牆上被子彈打得千瘡百孔,玻璃窗上到處用鮮血寫著『打倒法西斯!』等斗大的字。再往新華門走,正遇上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與橫跨在長安街的坦克、裝甲車部隊相抗衡的壯烈場面,市民高呼『打倒法西斯!血債定要血來還!』
「太慘了!是誰挑起中華大地堂堂首都三十里長安街頭的血流事件?我們拖著顫動的雙腿繞道宣武門直奔前門,一路上房牆上子彈孔密集。到了前門,軍隊早已把天安門圍得水泄不通,路人告訴我們快到各個醫院去找吧!廣場早沒學生了。
「此時已是4日中午,我們在迴轉的路上,見到早晨放在街上的軍車現在正冒著熊熊大火。接著我們去了人民醫院、兒童醫院、阜外醫院。每個醫院門口都貼著死傷者名單,都是密密麻麻一片,大家都簇擁著尋找自己親人的名字。我們翻了許久,未見兒子向東的名字,又進到醫院內從無名屍體中一個個去辯認。可憐哪!都是一具具血肉摸糊、睜著大大眼睛的年青人,但仍未見到兒子。
「在眾多市民的建議下,我們輾轉來到復興醫院。這時已是下午5點多,我們見復興醫院的自行車棚外排著長長隊伍的市民正在圍觀著死難遺體。我們看到了一份名單,排在第一個的就是『吳向東』。我還以為是受傷的名單,詢問旁人住在哪個病床?這時一個青年人跑過來說:『這50多個名單都是放在車棚裏的死人。』我頓時頭腦裏一聲『轟』響,倒下不省人事了。
「等我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醫院一張長凳上,我是被外面一陣亂槍震撼窗玻璃的巨響驚醒的,後來知道這是戒嚴部隊和市民搶奪死難者屍體的抗爭戰。我立即站起來,奔向我兒子的屍體,醫生們扶著我,囑咐我說:『您看一眼就回家去,晚上軍人仍然會來搶屍體的,他們要來毀滅罪證!』當我向兒子屍體那邊走去,見周圍密集地擺著一具具慘不忍睹死難者遺體。我一見兒子的屍體,發瘋地撲向他,大聲喊著:『向東!你醒醒,媽媽來看你了!』我要擁抱我屈死的兒子,我要親吻我的兒子;他臉色蒼白,雙眼還睜著。但還沒有等我撲倒在兒子身上,幾個壯實的年輕大夫就把我架了起來。我嚎哭著,掙扎著要掙脫他們把我往外攙扶的雙手。
「我看完兒子屍體從醫院出來,來到大街上,眾多市民都上前安慰我,有一個小伙子對我說:『你兒子是好樣的,我們都是你的兒子!血債定要血來還!』一輛出租車免費把我們送回了家。
「7日,在30萬戒嚴部隊警戒著北京城的夜晚,在眾多單位、朋友們的幫助下,我們冒著生命危險把向東遺體悄悄地送到東郊火化埸急速火化。當時在吉普車內,我看見我的兒子連血跡也未擦掉,在換衣服時,見到槍口是從左邊鎖骨之上脖子射進,從後邊近脊椎處穿出,子彈進口為1—2厘米,射出口為2—3厘米,傷口四周被灼燒成一個圓洞。
「我的兒子就這樣離開他的父母匆匆走了!⋯⋯我兒子曾在5月的天安門廣場寫過一份遺書,遺書中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他以自己的生命實現了生前的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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