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變色時，父親在粵西作戰，我們母子三人則滯留廣州，戰況緊急下，母親與父親已失聯，眼見情勢不妙，紅軍即將進城。母親乃當機立斷，帶領我們兄弟倆逃離廣州，去九龍投奔她的姨媽范新瓊。
這又是一位范家「新」字輩的傑出人物，她於留學法國習畫時，與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領袖彭襄（巴黎大學文學博士）成親。說我這彭姨外公當時為學生領袖是一點也不為過，那時代，許多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們每個月的政府津貼，都是經由他轉交的，這當然也包括周恩來、鄧小平、鄭彥棻、張道籓等兩岸名流在內。
我父親當時是七十軍副軍長，兵敗之後易裝潛返已陷共的廣州尋找妻兒，由老房東處得知我們母子三人已逃往九龍投靠姨媽，乃由廣州徒步南行，一路上歷經無數次的共軍路檢，因父親通客、粵語，且又喬裝得宜，有驚無險，在淪陷區前後歷經兩個多月的艱辛跋涉，終於抵達九龍與我們團聚。
一家人困在牛池灣的一個鐵皮屋中，約十個月後才得獲准赴台。此時我已快六歲，對周遭事物已開始有相當的記憶。印象中，母親有超強的語言學習能力。在廣州與九龍不過才一年又半載，母親的廣東話就可應付日常的對話。後來在台灣也只有短短半年時間，母親就已開始用閩南話與菜市場上的小販們討價還價。
1951年初期，父親的軍職逐漸升遷，不可避免的必須與身旁的美軍顧問打交道。這些美軍顧問有不少是攜眷來到台灣的，在公務之外的社交，通常是偕眷參加的。父親曾留學英、美多年，與顧問們的英語會話毫無問題，但可就苦了沒機會上大學或留洋的母親，英文只有高中程度，在宴會上幾乎成了聾啞人，聽不太懂也上不了口。
母親下定決心，要克服這個語言障礙，要求父親指導她學英文。父親在廈門的「集美師範學院」畢業後，曾有短時間在家鄉的「武平中學」教英文，他的教學方式是簡單的要我母親死記單字，背誦課文，並且用簡單的英語與她對話。
後來母親開始用英文寫日記，父親下班後替她審閱一遍，有謬誤也立即更正，每天的英文版《中國郵報》也被母親密密麻麻地圈點與作筆記。在電影院看英語片時，更是聚精會神地聽影片中的對話學英語。才半年下來，我母親的英語能力就突飛猛進，一般的會話已經可以朗朗上口了。母親後來移民美國，因為語言沒太大的障礙，很快就適應了異域的生活。◇（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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