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幾十年來，中共軍方從西方竊取機密，為經濟和軍隊科技化提供動力，卻未受到任何懲罰。然而這並不等於為中共賣命的人沒有受到影響。今年1月下旬逃到美國的前中共軍官，現「中國婦權」大陸志願者、安徽維權人士姚誠，以其親身經歷揭露了為中共做間諜反遭迫害的悲慘經歷。
5月14日，洛杉磯中領館前舉行了「中共國家恐怖主義暴行展」啟程儀式。姚誠在儀式上接受了本報專訪，他說：「我原先是海軍司令部的一個中校參謀。因為（在90年代）中國海軍要買兩條現代級驅逐艦，就是哈爾濱艦和兩架俄羅斯的卡式直升飛機。但俄羅斯不講價，從650萬漲到1,350萬。別無他法之下，中共海軍密謀仿造，派我們出去搞這種飛機。我到了老撾，老撾有個（飛行）中隊，在有關部門配合下，我化名哈飛（哈爾濱飛機製造公司）工程師，帶著哈飛公司飛行員，培訓以後就把飛機飛回來，飛到雲南西雙版納。」
偷完飛機反成替罪羊
「飛機搞進來之後，介入到中共的權力鬥爭。因為搞這個飛機的時候有海軍的司令、副司令和海軍裝備論證中心主任劉卓明（中共前政治局常委、軍委副主席劉華清的二兒子），和當時的軍委副主席張萬年之間鬧矛盾。然後俄羅斯發現了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偷他們的技術，俄羅斯就想中斷賣給中共武器。江澤民和劉華清都有批示，說這個行動是我個人所為，讓我當替罪羊，判了我7年。」
姚誠說自己就是中共鬥爭的犧牲品：「我其實是為共產黨和軍隊在做事。最後他們為了政治鬥爭犧牲我一個。我只是一個參謀，我也沒有能力去綁架飛機，而且都是組織安排的。最後出了事情以後把我關起來判7年，我心裏肯定不平衡。他們這個制度根本就沒有法律，不把人、人權當回事，隨隨便便把你關起來。我就是一個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他進一步解釋：「當時由於歐盟對中國的武器禁運，幾十年了，所以中國只能從俄羅斯買東西。俄羅斯又不把核心技術給你。我們在跟俄羅斯談判的時候他們就直接明說，比如我們買直升飛機，我們說美國『阿帕奇』（Apache）直升機都沒有你報價那麼高。他們就說：人家飛機是好，但是人家不賣給你啊。中國這麼龐大的海軍，買幾架飛機解決不了，基本上都是仿造、偷。出來搞技術的，甚至到美國來搞技術的，海軍司令部很多。我只是一個飛機機械工程師、專業人員，所以我參與了老撾這個直升機的事情。我當時也沒意識到這些問題。沒想到我把飛機搞進來後反而判我刑。作為軍人執行命令是天職，所以幹這種不討好的事的人太多了。」
經歷7年牢獄之災後，姚誠到寺院尋找心靈寄託，卻無意中走入為他人維權的事業。他說：「寺院的師父們跟我講，安徽寺廟有許多被丟棄的女嬰。我就去關注她們，在網上知道了『中國婦權』，做他們的義工志願者，幫助這些被遺棄拐賣的孩子。」
為被拐賣兒童尋親
8年中，姚誠為被拐的28個孩子找到了家。在為孩子尋親過程中，他親眼目睹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後果。
童養媳這個被中共宣傳的「舊社會」產物，居然在當代中國又興起了。而據姚誠調查，這就是中共計劃生育政策的後果之一。
他說：「莆田有十幾萬童養媳。福建莆田的沿海地區漁民比較多，漁民都是以家庭為單位出海捕魚。那邊有個風俗就是女人不能上船，出海主要是男人。一條船兩、三個人是做不起來的，所以一家人得有七、八個男人上船。計劃生育又不能生這麼多，他就買孩子。從82年開始就可以看到，雲、貴、川地區的男孩子被拐到福建，人家裏需要勞動力啊。」
「這些男孩長大後需要討老婆，怎麼辦？討不起老婆，就去買小女孩，在家養起來（便宜啊），作為童養媳，十五、六歲就嫁了。一家兩個、三個都很多見，平均一家一個，我們算了一下，就是十幾萬，都是很保守的數字。」
「童養媳、拐賣兒童是計劃生育導致的後果，計劃生育之前中國很少有拐賣兒童。到了計劃生育以後，特別是82年以後，孩子作為商品了。改革開放以後人的觀念變了，一切向錢看，道德沒有底線了。客觀上的計劃生育政策，加上人的思想腐化，就產生了兒童拐賣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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