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出生的楊繼繩是湖北浠水人，在京津生活五十年的他鄉音難改，質樸未變，不像通常印象中的記者、教授、主編，更像越來越稀少的民間手藝人，一副笑瞇瞇的憨態，泥塑般厚重滄桑又平易近人。
在《文革受難者》作者王友琴眼中，楊繼繩先生是最沒有「大師」架勢的人，不裝腔作勢，不自鳴得意，更不故弄玄虛，談話的時候，他只是在想要做的事情和要探討的道理。這種關於歷史的談話是複雜的，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單純，要關注的是「truth」，即真理和真相。
「他做人一向正直低調、勤勉持重……」他的清華同班同學劉尚希透露，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完成《墓碑》寫作的楊繼繩，「經常要面對各種壓力，甚至還要與到家中的便衣周旋」。
三個不同的十年
現年76歲的楊繼繩曾是新華社資深記者，2001年退休後，先後擔任《中國改革》等多家雜誌的編委和顧問。2003年起任《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2015年被迫離任。他還多年兼任中國新聞學院教授，曾在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境外大學多次做過訪問學者。
回首三十多年的職業生涯，楊繼繩以十年為期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68年到1977年，他緊跟形勢跑，寫了許多跟潮流的稿子。「這段歷史我感覺特別慚愧。當時記者不強調客觀，強調黨性……」他說，花了十年代價才學會了四個字：實事求是。
第二個十年是「改革開放」後，新聞事業出現了相對寬鬆活潑的局面。「這個時期我寫的稿子雖然有一些仍算是應景之作，但有一大半確實是自己獨立思考的結果。」
第三個階段也就是上世紀90年代。他說：「盡可能講真話，力爭讓自己的文字對得起歷史。真正實現一個記者最大的追求：說真話，求真理，做真人。」獨立思考，獨立調查，他把自己定位為「研究型記者」。
上世紀90年代以後，楊繼繩開始陸陸續續著手調查1958年至1962年間大饑荒的真相。他1959年去世的父親在那場災難中被餓死，父親嚥氣前深陷的眼窩、乾枯的手，是他心中永遠的痛，也是他要搞清楚這段「舊聞」的直接動因。
1989年「六四」事件使他「大徹大悟」，他說：「年輕學生的鮮血，把我的頭腦裏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言洗刷一盡。作為新聞記者，我力求發表真實報道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把真實的歷史告訴更多受矇騙的人。」
趙紫陽看的最後一本書
退休後楊繼繩步入創作旺盛期。他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於2004年12月初在香港出版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作為資深記者和主編，他對文革結束後中國政治的風風雨雨、高層錯綜複雜的權力鬥爭知之甚多，掌握很多第一手資料，積累了大量人脈，採訪了趙紫陽、朱厚澤、李銳、任仲夷、安志文、田紀雲等重要當事人。這本書是迄今為止有關文革後中共高層政治鬥爭內幕最有資料價值的一本書。
在書中，他詳述了在「六四」期間騎自行車在北京大街小巷及醫院裏親眼目睹的悲劇。拒絕率軍入京鎮壓平民和學生的38軍前軍長徐勤先晚年接受了他的採訪。楊繼繩三訪趙紫陽談高層政治秘辛的內容，成為研究趙紫陽晚年改革思路和中共高層交鋒的最權威的資料之一。
趙紫陽去世前半個月，在醫院病床上一直堅持看完了這本書。他評價說：「這本書的份量很重，敘述是公允的。對我採訪的記錄是準確的，我擔心作者的安全。」
楊繼繩曾對兒子和女婿講過，有可能為寫書坐牢，要他們有思想準備。中宣部在2005年初給這本書定性說，是境內外呼應，是洩密！多年來，楊繼繩被中宣部三任部長批評過。他笑著扳起指頭數：「王忍之、丁關根、劉雲山……對，三任，有的還不止一次，丁關根就兩次，劉雲山也好幾次——不過，我批評他們更多！」
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楊繼繩的書基本上不能在國內出版。1999年4月完稿的《中國各階層的分析》一書，在2000年已在香港發行，在中國大陸出版卻屢遭阻撓，2011年終於解禁。直到2010年3月他才在國內出版了《三十年河東：權力市場經濟的困境》，這是楊繼繩在中國首部且唯一的政經評論集。
如果說，《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像小孩放爆竹，嚇著了一些人；那麼，2008年5月在香港出版的《墓碑》則像威力強大的炸彈將謊言炸得粉碎。這部嘔心瀝血之作讓楊繼繩得到了國內外的廣泛讚譽，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大饑荒死了多少人
楊繼繩傾盡十多年的心力調查研究並完成了約100萬字的巨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他足跡遍及大江南北，蒐集大量翔實的文獻資料，採訪了上百位當事人，包括當年的大小官員、饑荒的倖存者及見證人，記了十多本訪談錄。
書裏的資料都是內部資料，檔案、會議紀錄及各種地方志、縣誌。「我當時是新華社高級記者，以採訪中國農業政策的演變的名義，通過新華社分社各個社長幫忙，跑了12個省的檔案館和中央檔案館，複印、手抄了幾千萬字的資料。」其間的艱辛難以言狀，費盡了周折，有的地區還是不讓看。他兩次到通渭，都沒能進入通渭檔案館。後來經高層朋友的幫助，他在甘肅省檔案館才看到了70%家庭有死人的通渭檔案，在河南省檔案館看到100多萬人非正常死亡的信陽檔案。他看到很恐怖的資料，在攝像頭下抄寫了八個本子，有的資料審查後再到他手裏已抽走幾頁。不管怎樣，他還是抄閱和複印了數千份源文件。
他反覆查證，數易其稿，以史筆之心與新聞記者的良知，以大量的事實、詳細的考證和數據，再現了這段慘絕人寰的人間痛史。揭穿了長期以來官方「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的謊言。
這場慘烈的大饑荒，非「天災」而是「人禍」，是中共「跑步奔向共產主義」的大躍進、大修水利、大煉鋼鐵、人民公社、浮誇風、公共食堂等一系列違反自然規律、違反民眾意志的政策造成的。最不可饒恕的是：在糧庫裏有大量庫存的情況下眼看著農民餓死。在上千萬農民餓斃時卻大量出口糧食，僅1959年援助「社會主義小兄弟」的糧食就達416萬噸。1961年至1964年的外援總額為35.5億元。
為研究各省的死亡人數，楊繼繩下了很大功夫。向多位人口學家請教過，同他們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幾乎找齊中外人口學家對中國大饑荒死亡人數的資料，研究他們的方法，分析他們的計算結果。還把分省的三十冊《中國人口》有關資料一本一本抄錄，將抄下來的數據列成表格，再一個省一個省計算。每天下班後就計算，一個晚上只能算出一個省。他珍惜每一個數字後面從生到死的生命。他估算，大饑荒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約3,600萬。
3,600萬人是個甚麼概念？相當於1945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日本在中國南京大屠殺中殺害人口的120倍，遠超第一次世界大戰1,000多萬的死亡數字，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1,000萬人。
極權制度的墓碑
蘇聯、中國、柬埔寨、朝鮮等共產國家（沒收私有土地，搞農業集體化）都曾發生過慘烈的大饑荒。而在任何一個民主、有新聞自由的國家中，都沒有發生過如此嚴重的饑饉。極權制度是大饑荒的根本禍因。
楊繼繩指出，極權制度是當今人類社會最為落後、最為野蠻、最沒有人性的制度。他寫道：在極權制度徹底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墓碑》出版後廣受好評，還翻譯出版了英、日、法、德等多種外文版。該書榮獲2008年度香港書獎、《亞洲週刊》2008年十大好書、香港書展2009名家推介新書、2013年曼哈頓研究所的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2014年獨立中文筆會自由寫作獎、2015年瑞典史迪格‧拉森獎（Stieg Larsson Prize）、2016年的路易斯‧萊昂斯新聞良知與正義獎(Louis M. Lyons Award for Conscience and Integrity in Journalism)，表彰他「眼光宏大和無所畏懼的報道，記錄了人類黑暗而艱辛的掙扎」。
《墓碑》也引起謊言製造者的反撲，御用的官媒寫手們在報刊網絡上謾罵攻擊，誣蔑這本書是「重大謠言」。不過，隨著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普及，歷史的修纂已不再是官府的專利。文革式的批判、收繳查禁反而擴大加速了這本書的傳播。已有2010版的《墓碑》仍是大陸遊客的熱購書之一，雖然海關嚴格檢查，但人們還是千方百計帶回去。來自全國各地的近千封讀者來信，給了楊繼繩堅定而熱情的支持。
3月10日哈佛的頒獎儀式是在獲獎人缺席的情況下進行的，楊繼繩被禁止赴美領獎，但他的答謝詞在網上廣為流傳。他表示，中國史家歷來重視史德，忠於史實，善惡必書，書必直言。在中國史家的精神影響下，他記錄了他所經歷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是為了讓人們記住並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他以自己在大陸廣為傳播的禁書《墓碑》為例，說明「真相有強大的穿透力，它可以衝破行政權力構築的銅牆鐵壁！」強調「記者就是真相的記錄者、挖掘者和保衛者。」他最後祈禱「願良知和正義的陽光照亮千萬個記者、作家的書桌！願更多的作品喚醒人類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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