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面對歷史時，必須具備三種基本態度：一是要追索歷史真相，要披沙瀝金，去偽存真，不被假相所迷惑；二是要透過歷史現象看本質，站在人民的立場，對歷史作出價值判斷；三是在作價值判斷之後，應對歷史作出必要的批判與反省，以利於未來的發展。
《憂鬱之島》是一部極富野心的紀錄片，它以宏大敘事與形式創新吸引人。
宏大敘事是以1967的反英暴動、1973的大逃港、1989的支援北京學運以及2019的反送中運動四大歷史事件，組成一條香港當代歷史的時間鏈條，以此審視香港人的命運。
形式創新是作者交叉採用歷史資料、歷史親歷者的採訪、歷史現場的角色扮演，甚至導演現場拍攝的錄像，以大量「蒙太奇」的手法，把此時此地與彼時彼地、真實與虛構的場面交叉混剪，造成一種時空恍惚的觀賞效果。
蒙太奇是電影藝術的基本手法，不是導演的創新，導演創新的是將紀錄片的真實與戲劇性的虛構混合組裝。以筆者觀影的經驗，在戲劇片中混剪歷史資料，早已屢見不鮮，但在紀錄片中混剪戲劇場面，倒還不多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陸文學界曾有關於報告文學中虛構成份的爭論，似乎也沒有結論。紀錄片應該保持最完整的真實元素，其中夾雜虛構成份，對歷史真相必然產生扭曲的效果，這是另一個問題，此處略過。
四段式的敘述，作為描述香港歷史的重大事件，本身無可厚非，但因編導玩蒙太奇玩得太過火，喧賓奪主，以至傷害了影片主旨的敘述條理和思想深度，使本來應該清晰的歷史，反而變得模糊混淆。這種未加節制的「創新」，為有誠意的創作者所不取。
關於大逃港，編導未曾探索發生這場社會悲劇的真正底因，文革之禍害，在於殘酷的政治鬥爭踐踏人性，而不只是在田間開一場誓師會那麼簡單。文革如果只是開個小會，喊幾句口號，中國人何必冒死渡海求生？更重要的是，港英政府以殖民之地，三番四次接納苦難的中國人，蔭庇他們在香港立足發展，繁衍子孫，實現理想，香港對中國人恩重如山，影片對此不置一詞。
關於八九六四，編導呈現香港人的參與也止於表面現象，熟口熟面，未觸及香港人的九七心態，提供更多不同側面的人事演變。很多當年熱血參與的人，後來都被中共招安，而另一些堅持了三十年的老民運人士，又因反送中運動而陷身囹圄。八九六四情意結，在香港高度分化了，這種分化的內在因素，才是值得反思的。
關於反送中運動，編導固然採用了不少街頭抗爭的場景，也將不同歷史時期的親歷者，一起聚焦到反送中現場（唯獨六七暴動那一批不在，石中英說他現在遠離政治），但對反送中運動的起因，中共的背信棄義恩將仇報，政權工具的陰險與暴烈，反而著墨不多。也就是說，一個外國人，通過這部影片，很難明白香港人為甚麼抗爭，一國兩制為何破產，中共如何與普世價值為敵。
整部影片最令人不安的，是對六七暴動的處理，且以本文開頭時我羅列的對歷史的三種基本態度來衡量。
六七暴動的真相是甚麼？現在揭示出來的歷史資料，在在證明那是一場四人幫親自導演的、中共港澳工委直接指揮的、企圖搞亂香港、破壞港英政府管治的政治運動。這方面大量的資料，在程翔先生的著作《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和羅恩惠女士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以及眾多當年親歷者的回憶文字中，都已相當豐富。遺憾的是，編導選擇性地放棄這部份揭示真相的原始資料，只採用石中英（在影片中以真名楊宇杰示人）的一面之詞，以至整部影片從頭到尾為香港左派的六七暴動招魂，以石中英一人之口，否定中共官方的歷史結論，更否定眾多歷史親歷者的證言。
影片中石中英一再聲言自己沒有做錯，當年他只是十六歲的少年犯，印傳單未曾散發，即被捕入獄。他一再強調自己愛國，支持被迫害的工人，但影片不但未揭示中共最高當局對香港左派群眾的操控，也不道及中共自己叫停了這場運動，更不涉及當年運動的直接領導者吳荻舟等人對事件的反省。似乎僅僅因為石中英個人的愛國和蒙冤，這場對香港傷害甚深的政治騷亂，就變成合理而正當的了。
歷史碾壓個人，這幾乎可以說是「正常現象」，正如參加文革的紅衛兵，不能因為當年一股革命熱情，加上自己在運動中受害，就反證這場禍國殃民的大動亂是正當的一樣。奇怪的是，《憂鬱之島》由始至終完全被石中英綁架，對六七暴動作了偏頗的論述。石中英一再說自己沒有做錯，很多左派群眾至今留有案底，指控國家不愛他們，他們也無以愛國，但最終又借六七親歷者拜祭死難同伴之口，宣告中共港澳辦副主任為他們平反，證明六七暴動是愛國行動，以此為這場運動最後定調。
石中英這個人物，在整部影片中成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學者鍾劍華有心，計算出整部九十分鐘左右的影片，石中英的份量佔了二十九分鐘。影片中不少內容，都與主線沒甚麼關係，但因為石中英，都被編導安插在影片中。石中英到四川賑災，與六七暴動沒有關係，石中英帶學生到訪淺水灣豪宅，也完全多餘，石中英出席《中英街一號》頒獎典禮，對導演發表一番說詞，也與主線「離行離列。
一部紀錄片篇幅珍貴，為何編導對石中英如此厚待？不惜影響影片的完整性與思想深度，也給了石中英足夠的表演空間？如以這些篇幅，用來敘述六七暴動更重要的真相，對觀眾理解這場運動，不是會有更切實的幫助？
六七暴動的真相被主觀遮蔽，對六七暴動的價值判斷被扭曲，以致最終無法對六七暴動作出批判與反省，從這個角度看，編導面對香港歷史時，缺乏的恰恰是基本的誠意，也缺乏對歷史追索與思考的初衷。
影片最終安排石中英與他的扮演者，也是反送中運動中街頭抗爭青年的一番對話。石中英與年輕抗爭者身穿囚衣，身處囚室，兩代抗爭者的對話，本來未必是壞事，但問題在於雙方並非平等對話，而僅僅是提供一個場景，讓石中英對年輕人「開導」。
石中英問：如果以後香港好起來了呢？言下之意便是，香港人反抗中共，但你們怎麼知道中共來了，香港不會變得更好？既然香港可能變得更好，那香港人反對中共，就是多餘的，就是對香港的禍害。
石中英又說：坐牢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獄後的遭遇，你會發現當年一起抗爭的人，有人不問政治了，有人做生意發達，有人甚至走入建制（這些不是原話，我沒有心情去查原話，但絕對沒有歪曲他的原意）。意思是你究竟為甚麼坐牢？坐牢達到甚麼目的？你付出的代價會有甚麼回報？
因為這是虛構的場面，場景與對白都是設計出來的，編導有意表達的，都在場景與對話中。因此，這是整部戲的「眼」，是萬流歸宗之處，是編導的用心之所在。單憑石中英幾句話，就基本否定了反送中運動的正當性，就使石中英站在歷史的正面位置。
奇怪的是，年輕囚犯一點都未質疑石中英的說法，至少他應該反問：香港現在變好了嗎？也可以堅持說，日後我出獄了，即使原先的朋輩各分東西，也不代表我們今天的抗爭是不正當的，也不代表我們沒有最終取得勝利的機會。至少這才是一場平等的對話，可惜編導沒有給他申辯的機會。
年輕人默認石中英的說法，這便是編導對反送中運動的價值判斷，因為場面是虛構的，對話是設計好的，編導將他整部影片的立意「種」在這裏，在這裏畫龍點睛。兩代抗爭者都坐牢，命運結局都一樣，歷史往前走了，被歷史碾壓的個人將蒙受不白之冤。反送中運動與六七暴動一樣，最終香港人還是沒辦法主宰自己的命運，而個人的犧牲將沒有任何意義。
編導的立場與立意，在這一場設計好的虛構場面中表露得淋漓盡致。六七暴動被正名了，被港澳辦高官平反，而反送中運動正受到官方的批判與法律的制裁，參與這場運動的人將陷入數年數十年甚至一生的悲劇命運。編導不但扭曲了歷史真相，迴避對歷史的本質思考，不作任何反省和批判，甚且帶著預設的立場，夾帶傳達一些錯誤的訊息。
六七暴勳與反送中運動可不可以相提並論？當然不可以，這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歷史事件。六七暴動是中共發動的，港澳工委直接指揮的，是中共「運動群眾」的結果，參與的是少數香港左派群眾，大多數香港人身受其害。反送中運動是數百萬香港市民自發的政治運動，反抗的是中共的專制統治，爭取的是《基本法》賦予香港人法定的權利。前者是對中共專制體制的維護，後者是對中共專制體制的抗爭，兩場政治運動的性質與方向完全相反，如何比較？
大逃港、八九六四和反送中，都是事關香港人命運的大事，反而六七暴動與多數香港人沒有太大關係，對香港歷史進程影響有限，但在四段敘述中，被濃墨重彩呈現出來的，反而是六七暴動，從頭到尾「最出彩」的人物，反而是石中英。編導以宏大敘事為由，借三場香港歷史大事，來烘托左派的六七暴動，此中用心，令人齒冷。
編導在拍攝《憂鬱之島》前曾發動一次眾籌，取得一筆大額資助，當時的用意，當然是站在香港人的立場，借梳理香港歷史，反思香港命運，更好地理解香港的政治處境與時代角色。但結果用這筆眾籌拍出來的影片，並沒有符合香港人的期望，影片中歷史資料的取捨是選擇性的；影片並非站在香港人的立場，而是站在當政者的立場；影片的立意，背離香港人的共識，反而符合中共當局的論述；影片傳達的政治訊息，與香港真實的命運不匹配，反而被人為地扭曲，這些問題，都需要每個觀影者沉思。
看完這部影片，我對另外三個時間節點的香港歷史，沒有增加甚麼見識，反而生出種種遺憾，而對於六七暴動這個歷史事件的認知卻被強化了，雖然我一路質疑它，但它所佔的比重之重，使我不得不對它投注更多心神，這大概就是編導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可以說，六七暴動的論述被編導有意識地扭曲與強化了，石中英個人在香港歷史的地位也被有意識地誇大與強化了。
為甚麼編導如此厚待石中英？在這部影片之前，有多少香港人認識石中英這個人？但借這部影片，石中英宛然成為香港當代歷史的一個重要人物，當年一個十六歲少年犯，因為坐過幾天牢，就有資格翻轉香港歷史？這不是太奇怪的事情嗎？
影片多次安排了幾個年輕扮演者剪頭髮的細節，在「寸土尺金」的時間裏，不厭其煩讓幾個年輕人剪髮，其中埋伏了甚麼喻意？剪髮意味著新的形象、新的心態，剪去舊髮意味著對舊有文化身份的揚棄，莫非編導想傳達年輕人重新做人的心願？滿清王朝入關後，曾在全國推動「薙髮令」，嚴令中國男人「薙髮留辮」，以示對新朝的服從。反送中後，中共君臨香港，香港年輕人被迫接受共產文化，接受被奴役的命運，剪髮的喻意是否在此？若不在此，又有甚麼象徵意義？
因為編導是借眾籌來拍這部影片的，因此編導有責任交代整部影片的籌劃與拍攝經過，有責任交代創作的主體思想和表現手法，也有責任交代將石中英置於影片重心的理由。石中英是否捐錢，捐了多少，是否參與影片的策劃與製作，參與的程度有多深，這些編導都應該公開作出交代，否則，編導便有被石中英劫持之嫌，這部影片也就只是石中英個人懷抱的申述了。
影片在部份國際影展得獎，不能為它的缺陷洗底。以影片剪接之零碎，資料之蕪雜，人物之交叉，我作為一個在香港生活了四十年的人，都看了兩遍才看明白，那些對香港歷史所知無幾的外國評判，更不可能充份理解，明白內中要害。它的得獎，僅僅得力於宏大敘事與形式創新，這是任何一種藝術獎項不可避免的缺憾。 編導在拍攝之初，就意在「打獎」，打獎的結果，不但提高個人的聲望，而且對影片內容作了背書。現在影片果然得獎了，最滿意的那個人是石中英，但香港人都被愚弄了。
據說編導曾參與過一些優秀影片的拍攝，這不能成為《憂鬱之島》失敗的遁詞，它只證明，編導並沒有駕馭歷史題材的素養，也缺乏面對歷史需要具備的正確態度。◇（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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