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庫克：「……，這就是那種更像俄羅斯式提問的關於「現在究竟正在發生著甚麼」的之類的問題之一。在某種程度上，是的，他們在指責美國，但是我覺得，中共主要試圖宣傳的一部份就是，第一，提出觀點稱（病毒）起源可能不是中國，可能是美國，可能是意大利，人們真的不知道；然後，第二個，就是要在是否存在實際真相的問題上把水攪渾。」
中共是如何針對「中共病毒」或稱冠狀病毒的疫情散佈陰謀論以及展開宣傳的？它是如何利用社交媒體內容推送機械人和仿傚俄羅斯模式故意散佈假信息以便在全球操縱輿論的？為甚麼不應該信任來自中共官方的，尤其是涉及COVID-19的數據和觀點是非常重要的？還有，普通人在應對這種威脅的問題上能夠做些甚麼？
在本期節目中，我們將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專門關注中國、香港和台灣問題的資深研究分析師莎拉·庫克（Sarah Cook）坐在一起。她是《中國媒體快報》（China Media Bulletin）的負責人，該月刊摘錄了有關中國媒體自由的新聞和分析；也是「自由之家」的新報告《北京的全球擴音器：中共自2017年對媒體影響的擴張》（Beijing's global megaphone, the Expans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dia Influence Since 2017）的作者。
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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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傑凱：莎拉‧庫克，歡迎再次來到《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莎拉‧庫克：這是我的榮幸。很高興回來。
中共各種手段宣傳虛假消息
楊傑凱：莎拉，關於中國共產黨、中共政權故意散佈虛假信息等問題，這是你的專業領域，尤其是在媒體領域。你剛剛發佈了一個很棒的中國媒體簡報，我每個月都看。告訴我你現在觀察到了甚麼。
莎拉‧庫克：這個問題真的是很有意思，因為我們所看到的有些是以前從未看到過的，但我覺得我們現在所觀察到的主要的一部份就是各種各樣的實例，中共官方媒體、外交部發言人或外交官通過中共官方帳戶以及自動推特（Twitter）網絡散佈的，基本上是在宣傳各種明顯已被證實的虛假消息——關於「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COVID-19病毒）和當前形勢的徹頭徹尾的虛假消息。
誇大事實
有一些在（疫情）早期的例子，（顯示中共）無疑都誇大了事實。其中一個很早就被很多人揭露了的例子就是，當病毒疫情基本上還都是發生在中國境內時，中共政府和官員在武漢市建了一些臨時醫院或隔離中心。
他們（中國共產黨）為此做廣告、做宣傳，每個人都在說，「哇，中國大約在六天內建成一座醫院。」然後，實際上一些中國官方媒體被發現在推特上報道這個消息的時候，其實是使用了宣傳目錄上的圖片，卻說成是他們建的。」
謊言和操縱
但從那以後，這種虛假消息演變成了更令人討厭的謊言和操縱。最大的一個謊言是，他們試圖說新冠病毒並非真正起源於中國。（這種說法）有幾個版本。一位中共流行病學家和其他人發表了一些綜合聲明，說：「我們不知道病毒起源於中國。我們真的不知道它是從哪起源的。」
還有其它的陰謀論被官方媒體放大，比如，「哦，它實際上是從美國起源的」，甚至「是美國軍人把病毒帶到中國的」。
這再次被證明是錯誤的說法。現在又說是意大利，也有中共官方媒體說，「也許病毒起源於意大利」。所以，你能看到諸如此類的一些事情，它從某種陰謀論開始，然後被中共官方媒體利用和放大。
自動網絡機械人
然後你還能看到這種情況。一位意大利記者根據對意大利推特上的對話和話題標籤進行的分析做了一篇報道說，我們現在進入另一個（中共的）宣傳階段，關於中共向不同國家運送醫療用品的事情，顯然這個「謝謝，中國」的推文標籤在意大利很流行。
記者們發現37%的這條轉發是通過自動推特來完成。這實際上是一個被操縱的回聲室效應（echo chamber，註：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一些意見相近的聲音不斷重複，並以誇張或其它扭曲形式重複，令處於相對封閉環境中的大多數人認為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實的全部）。
推特虛假帳戶
除此之外，還有一段影片，據說是意大利人說「謝謝，中國」，再一次，這段影片實際上是偽造編輯的，但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在推特上發佈了影片，說：「我們都應該為共同的人道主義而努力」，以及諸如此類的話。
所以，你肯定會看到這些隱藏的自動網絡機械人和像推特上的虛假帳戶，以及中共官方媒體、中共外交官和官方發言人的蓄意和積極活躍的動作，傳播有關（中共病毒）「新冠病毒」爆發的各個方面的已被證明了是虛假的消息。
楊傑凱：這種宣傳更多的是寫給被中共所控制的中國人民看的，還是更多是寫給國際社會看的，很明顯應該是給國際社會看的，因為其中很多宣傳都是用英語等等語言寫的？我們看到了不同的宣傳說法，你能幫著解釋一下它是怎麼運作的嗎？
疫情中 中共宣傳說法如何演變？
莎拉·庫克：首先，關於你的問題的答案是：兩者都有。我覺得，我們所看到的一些內容是針對中國讀者的，還有一些是針對國際讀者，甚至可能是給國際社會的不同地區的。看看這些宣傳說法是如何演變的，既令人驚異又令人不安。
如果從內部看看中共，這是我們在最新一期的《中國媒體快報》（China Media Bulletin）中分析的內容之一。如果你看看一月份那個時期，一月份的前三周，當時召開了包括習近平在內的相當高級別的有關在武漢出現類似SARS的新型冠狀病毒的會議，而在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的頭版上，對此隻字未提。
（頭版新聞）都是預先計劃好的內容，是一系列有關習近平訪問中國各地民眾、中國新年前夕等等的內容。因此，從根本上說，這類報道為官員們定下了基調，也許不是為中國所有媒體的報道定下基調，而是讓官員們知道在此期間他們應該優先考慮甚麼。
宣傳一線「英雄人物」隱瞞事實 遭反彈
然後，你開始看到新的變化，出現了一些提及（病毒）的消息。之後隨著武漢封城，已經很清楚了，病毒已經開始傳播到中國其它地區時，出現了另一種宣傳說法，就是一種公式化的「共產黨員英雄人物」的敘述手法，描述醫務專業人員和個人在（抗疫）前線做出的個人犧牲。
甚至還發生了企圖陷害那些已經死亡了的醫生的事情。（李文亮）醫生曾與冠狀病毒打過交道，並於之後在社交媒體（微信）上試圖警告民眾出現了一種新的病毒傳染病疫情，並因此而受到了「訓誡」。
在他後來死於新冠病毒（中共病毒）後，他被追封為烈士，當局卻沒有承認，他因為是示警疫情的「吹哨人」而曾受到了中共的「訓誡」這一事實。
另一件共產黨和宣傳機構所遇到的事情就是，它們遭到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彈，人們根本不買帳。實際上，（宣傳媒體）所展示的一些事情，尤其是關於在防疫前線的女性醫護專業人員的報道讓人感到羞辱和可怕。
中央電視台有一個大型節目（中央電視台是中共的全國主要廣播機構），節目講述武漢有一個九個月的孕婦，我覺得她好像是一位護士或醫生，在抗疫前線工作。這引起觀眾極大的憤慨︰「你們塑造這樣的典型想說甚麼？把這個女人送回家！不要讓懷孕9個月的她在這種危險的環境下工作。」
宣傳新冠病毒起源美國 轉移不滿
我覺得這就是它們在那個時期的做法。這就是我們在二月份看到的報道。到2月底，有關這種新冠病毒（中共病毒）起源於美國並被以某種方式帶到中國之類的陰謀論開始在社交媒體上的非官方帳戶中流傳。
也許有些官員開始意識到這種陰謀論正在吸引中國其他民眾的關注，而其它的宣傳說法並沒有能夠轉移民眾對中國共產黨的指責。後來，在一次重要的新聞發佈會（2月27日廣州市政府記者會）上，中共頂尖的流行病學家（鍾南山）就說了：「疫情（首先出現在中國，）不一定是發源在中國。」
然後緩慢但步步為營地，你就看到了越來越多這樣的宣傳說法，被中共外交官在各個地方的推特上，比如親克里姆林宮的推特帳戶上被越來越多地、有攻擊性地被提及，然後再由中共大使們轉發。
即使在中國國內，你會發現，所有關於新冠疫情的和批評中共政府反應的（內容）都要受到審查，但突然之間，所有這些奇怪的陰謀論，如「美軍把病毒帶到這兒」，「病毒始於美國，與電子煙有關」以及類似的說法，奇蹟般地沒有受到審查。
一整套的蓄意推動 默許縱容傳播
因此就是有一整套的……，要我說，就是在蓄意推動這個宣傳說法，默許縱容並允許其傳播的一整套行動。而且他們真的吸引了民眾的注意力。我覺得，在共產黨的合法性陷於危機之際，他們真的抓住了這一點。
我覺得，對國際讀者來說，這是一種試圖推諉責任、攪渾水的方式，因為很明顯，由於共產黨的威權政治體制（導致了大瘟疫），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人患病、垂死，而中共想儘可能地推卸責任。
楊傑凱：我在不久前的另一個採訪中說過，他們真的有這種很大的膽量面對這種局面，它（中共）本來是罪大惡極的，而且這一點在國際社會已經非常清楚了。
我們甚至看到了英國首相之後也用一種非常不尋常的方式對此發聲，我記得他是說，在中國的死亡人數實際上可能會比中共官方公佈的數字高40倍。而令人驚訝的是，他們仍然利用這些手段試圖顛倒黑白，並說這是別人的過錯。
因生存危機 共產黨一貫不承認錯誤
莎拉‧庫克：是的，他們還能做甚麼呢？我的意思是，共產黨一貫不會承認自己的錯誤。他們在每年6月4日前後，加大審查力度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不想承認中共軍隊在天安門廣場附近屠殺了數千名北京學生和抗議者。
他們不會承認鎮壓法輪功是個錯誤。他們不會承認不應該拘留數百萬維吾爾人，然後又不得不說關押這些人的地方是「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或其它類似的東西。
中共就是不願意承認他們的錯誤，因為這當然對國內的影響太大，這將提高他們自己的不安全程度，關係到所出現的關於中國的經濟，尤其是關於實際死亡人數和確診人數等等所有的問題。
我覺得這就是其中一個原因，我覺得，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將之視為真正的生存危機。所以，他們需要動員所有的力量，使用能找到的任何工具來反擊。
我覺得，在國際方面所發生的事情就是，他們是在利用這個反過來針對國內。他們宣傳各種說法，他們引用某個國家的醫學專家的話，引用聯合國怎麼說或世界衛生組織負責人的話，稱讚「中共在應對疫情方面做得非常好」。
這就是你在所有中國國內媒體中所看到的。我覺得，這就是為甚麼國際事務與國內事務密切相關的原因之一。但我認為這裏也確實有國際因素。
也許美國人可能不會相信病毒源於美國，歐洲的很多地區的人也不會相信，但你看看世界上其它地方，那些反美情緒已經更高的一些地方，或對美國抱有疑心，或相信諸如與911有關的、與中央情報局（CIA）所為有關的、或說「自由之家」可能是CIA建立的等等諸如此類的陰謀論的地方。
轉移責任 試圖改變話題
然後，這些內容被放入社交媒體中混雜在一起。如果看一下措詞，其中一些是明確的，但有些則是含糊不清。他們還嘗試使用這種語氣「我們應該看證據」，然後他們貼出了這個陰謀論，或試圖將其說成「現在不是應該責備的時候，應該是我們著眼於全球合作的時候。」
也許他們所說的（內容）是真的，但他們這樣說都是為了用來轉移責任，試圖改變話題。 你會看到這一點，特別是在世界某些地區的社交媒體上，他們可能更容易接受這種宣傳說法，因此，可不介意繼續與中國和中共保持密切關係。
李文亮病逝引巨大憤怒 中共提出病毒來源美國
楊傑凱：我們在之前聊過的一個事情就是，中共實際上會先在內部測試一系列不同的宣傳說法，看看哪些能引起共鳴，但有一大堆沒起作用。你能更詳細地說說嗎？我覺得很有意思。
莎拉‧庫克：最初他們（中共）對此完全地沒加注意，是吧？然後就能看到這種宣傳說法的出現，現在仍然還在發生著。還有就比如說，在事件的熱度還沒有下降，他們仍在宣傳的時候，這種宣傳說法就已經被我們擊潰了。之後，就是（中共推出了）這種個別醫生作出的英勇犧牲的宣傳元素。然後，就是他們面對著強烈的反彈。
甚至在有一天（3月10日），習近平親自去武漢視察，當天，一家中國雜誌（《人物》）刊登了一篇封面文章（《發哨子的人》），內容是對武漢一名醫生（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的採訪，而這名醫生實際上是遭到了當局懲戒的醫生之一。
這篇文章在社交媒體上風靡一時。當然，後來審查員努力刪帖，但隨後中國網民設法找到各種方法來分享這篇文章。這（對中共）是巨大的打擊，那天本應該是習近平在武漢的勝利之旅。
正是面對這種對官方宣傳說法的懷疑、以及在李文亮醫生和另一位年輕的醫生於二月份死後，（中國民眾）所傾瀉而出的憤怒、悲傷、氣憤和要求言論自由的呼聲，他們（中共）開始尋找一種可能會更靠譜的方法。他們偶然發現了這個（關於病毒來源的陰謀論）。
你現在仍然能夠在這個審查嚴密的中國（媒體和網絡上）看到這種積極的宣傳說法，說我們戰勝了它！然後就是這些關於英雄個人之類的宣傳。當然，在CCTV上你還會看到有中共醫生說所有這些（病毒）都是來自於美國之類的說法。
中共政府在宣傳抗疫成功方面投入巨大
我覺得，這就是為甚麼現在很難相信來自中共的數據的原因之一，因為中共政府在宣傳（抗疫）成功方面投入巨大。我記不清了，好像是在二月下旬，甚至出版了一本書（《大國戰疫》），講述習近平如何成功地領導了對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疫情的戰役，而當時中國還有非常非常多的確診感染病例。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種組合，他們有自己的宣傳說法，然後試圖使現實（感覺上）與他們所杜撰的說法相匹配，在國內和國際上都是如此。
疫情數據離事實多遠？中共撒謊太多
楊傑凱：當你想到中共的這些宣傳說法距離現實有多遠時，你會覺得不可思議，我的意思是，這個數字是否是真的。今天，我們在彭博社看到了一份新報告，內容是美國情報界的一份機密報告，它實際上指出了（中共所公佈的）數字被大大低估了。
當然，我們已經通過各種證據知道了這一點，但我們不知道真實數字是多少。這讓人難以相信。莎拉，大多數人會想：這太瘋狂了。他們怎麼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撒這種謊？你能關於這個說一點兒嗎？
莎拉‧庫克：嗯，當你關注中共的宣傳就會發現，很明顯他們撒了很多謊。我的意思是，他們說的事情，無論是關於維吾爾人、藏人還是法輪功，還是六四，所說的群體、個人還是事件，都與現實，嚴謹、客觀的證據差之千里，而這正是他們所做的。
我們在香港示威者身上也看到了這一點。那是第一次真正看到這種完全故意散佈的虛假信息，這些已被證實的謊言試圖表明香港抗議者使用美國製造的手榴彈發射器，美國是抗議活動的幕後黑手，諸如此類。這是我們第一次真正看到中共官方媒體和推特上的虛假網絡被發動起來傳播這種虛假消息。
對於共產黨來說，在很多方面，新冠病毒（中共病毒）都是一個更危險的國內政治弱點，所以他們會對之更加強硬。
我覺得，在偽造數據方面，有太多的例子，無論是GDP數據還是器官移植數量，都有太多的數據被操縱，既是有意的，也是以一種更集中和協調的方式操縱的，或者僅僅是內部激勵措施的結果。
職業生涯和飯碗都與病例掛鉤
所以，您現在看到的是，如果官員們被告知「你們這兒不應該有確診病例」，並且如果你（中共官員）的陞遷和評級，你的職業生涯和飯碗都將取決於在你的地區是否有病例，那麼你就會通過各種各樣的方法讓病例消失，要麼操縱數據，要麼減少測試。
這基本上就是在早期隱瞞疫情的一個很大的原因。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內部產生的動機。武漢當地官員更關心的是他們計劃將於當月舉行的政治宴席（中國新年團拜）和政治會議（兩會），因此他們說：「我們必須制止這個，我們不允許在此期間出現公共衛生危機。」
實際上我們還沒有看到被洩露的審查指令。這是我們在每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在奧運會前後，一次又一次看到的事情。你可能還記得在中國發生的嬰兒奶粉污染的大醜聞（2008年三鹿毒奶粉事件），但由於當時有重大的國家活動（2008年北京奧運會），這件事被掩蓋了一段時間。
中共隱瞞疫情 導致其它國家反應遲鈍
我覺得，你必須明白，這就是官員們在決定是否宣佈出現公共衛生危機、或實際上有多少病例時所處的環境。我覺得，這在國際上造成了問題，導致了其它國家（對疫情）反應遲鈍。有些人覺得：「嗯，中國有14億人口，但是只有數萬病例。也許這種冠狀病毒（疫情）沒那麼嚴重。」
我認為，事實顯然不是（中共公佈出來）這樣的，而且很顯然，承認人傳人也存在一定的延遲。這些不同的信息掩蓋和信息操縱以各種方式直接影響到病毒在國際社會所造成的人命損失。
楊傑凱：根據我所聽到的，坦白地講，你所講述的就是，聽任他們（中共）去做荒唐的事情，而國際社會不加以核查，甚至還在很多問題上支持他們，這個代價就是導致了眾多的生命的死亡，數量已經非常巨大，據推測，這個數量是很嚇人的。想起來真讓人痛心，關於在那兒的透明度，關於他們如何運作的現實。
莎拉‧庫克：我覺得，這只是這些例子中的一個，也許人們對這些事情的關注度不高，或者人們沒有充份認識到世界的相互聯繫是多麼緊密，而中共的審查制度和壓制不僅僅是中國人民的問題。像我這樣的和擁有自由的人們已經就此講了很長時間了。
這不僅關乎公共衛生，而且此次疫情清楚地表明，由於共產黨統治著這個國家，中國的這種政治病態，對全世界的人民的現實生活都有著非常真實的影響。
西方主流媒體引用中共數據 令人不安
楊傑凱：真正困擾我的其中一件事是，已經很長時間了，在推特上和在其它地方有很多這樣的消息，還有很多此類電子郵件也發給了很多人，就是關於中共的官方病例數字，甚至經常出現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官方網頁或霍士新聞、CNN等等主要新聞媒體上，它們被當作合理的（數字）。
我感到非常不安的是，儘管有大量的證據表明我們不應該接受這些表面數字，無論出於何種原因。昨天有人發了一篇推文，展示了，香港非常小，人口佔中國很小一部份，但香港的病例數量，即使不是成為了中國病例數量最多的地區，也是與你預期的比例之間有巨大的不相稱，已有非常非常多的證據。你怎麼看這個事？
莎拉‧庫克：我認為這實際上表明了中共政府和官方媒體玩這個伎倆很老練。他們很擅長用這種方式傳播宣傳說法。因為他們（中共）意識到這是人們想要了解信息，他們會給一些信息。
人們想要某種有關中國發生的事情的信息。因此，他們（那些美國媒體）會接受表面數字，但至少應該在上面加上一個大大的星號。
他們不想讓中國的數字留空白。但也許他們就應該這樣做，至少應該有清晰的標記註明這些數字不太可能且不準確，即使我們不知道真實的數字是多少。
如果你看看那些流傳出來的消息，在武漢所發生的，有報道稱火葬場超負荷運轉（處理疫亡屍體），但我們實際上沒有看到（中共的）來自中國其它地區的類似（死亡）報道，至少當時沒有。（因此）似乎（中共）確實存在一定程度的瞞報，所以我認為，從這個角度看，中共政府可能有點撒謊過頭了。
如果有幾十個或幾百個來自中國不同地區的病例，那麼這些數字實際上會更加可信。但是在湖北省以外的地區，零病例這完全不現實。所以我認為他們在以對他們自己也不利的方式操縱數據。當然這方面也有過先例，我的意思是，一些關於中共人體器官移植的研究顯示，他們的人體器官移植數量就好像是個完美的數字圖表，他們操縱的數據做得太齊整了。
我覺得那些與此打交道、想對此關注報道的媒體，這種宣傳說法，諸如現在美國的病例比中國多，或者說美國的病例數量在世界上最多……我的意思是，也許這是真的，我們不知道，但我們應該小心一些，因為這種宣傳說法，都有很吸引人的標題，對那些認為美國應對疫情負責，那些批評美國政府應對措施的人來說，都是很棒的說法，對他們很有幫助。
他們會敲鑼打鼓製造輿論，但我認為這確實有問題。他們（西方媒體）沒有設法找到一些辦法來表達相同的觀點，而只是引用了表面上看起來就很不真實的所謂中國境內病例很少的謊言，並把它當作是事實，就是這個問題。
西方媒體「插頁」為中共背書
楊傑凱：莎拉，談到這些西方媒體和他們是如何報道的，我們實際上已經看到過一些這種（中共）付費（在西方）報紙插頁（刊登假新聞），我們此前談過關於這個，他們的這種厚顏無恥的做法，但是直到今天，這種故意傳播虛假信息、攻擊美國和指責美國的行動仍在繼續之中，（中共宣傳部門）仍在將付費插頁插入西方的報紙中。你對此怎麼看？
莎拉‧庫克：是的，我們都看到了。最新一期的《經濟學人》上也有，這並非是很明顯的中共官方媒體的，只是一個名叫《北京周報》（Beijing Review，註：一份中共官方英文周報，主要宣傳中共政治經濟現狀，中共重大方針政策）的媒體的，它顯然是親中共政府的出版物。
華爾街日報的「中國觀察」 中共付錢
這篇文章與一篇讚揚中共（抗疫）反應多麼了不起的文章並列在一起。我們還在網上讀到了《華爾街日報》上的（由中共付費提供版面內容的）「中國觀察」（China Watch）增刊。《華爾街日報》的評論總體上對中國發生的事情持批評態度，最近有《華爾街日報》的記者被趕出中國。
而「中國觀察」增刊上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說中共是如何努力將潛在的對經濟的影響降到最低，還有就是談論中共對疫情的應對如何好。
我還沒有看到過（《華爾街日報》上的「中國觀察」增刊）……，那些是某種將問題定性的框架問題，好像同我們所看到的那種編造得更正面的消息相似。但我覺得，再重複一次，我覺得這是很有問題的，尤其是當你談論的是關於社會健康危機問題的時候。
我還沒有能夠對此做一個完整的觀察評論，來看看是否比如這種報紙插頁的謊言，比如說我們不知道病毒疫情的來源，我們不知道它是否是來源於中共等等被傳播。
我覺得它仍然是在試圖把中國內部的情況描述得更加陽光一些，現在也許是一些新聞機構重新考慮這種安排的時候了，看看當他們本國人民面臨由於中共嚴重處理不當而導致疫情爆發的後果時是否感到稱心，他們是否願意說，中共做得很好，我們都應該遵循中共的做法。
長久以來，我，還有「自由之家」，我們都一直在對之進行批評。許多人權組織和其他人都說：「即使市場不景氣，真的沒有其它地方可以拉到廣告嗎？」
我覺得這可能會給該廣告承包商帶來壓力，使他們不再繼續，我希望這些媒體中的一些人能夠進行良心上的自我反省說，是否有某種方式能夠不再繼續執行這種合同，不再繼續，或者對將要插入出版物頁面中的內容施加某種限制。
美國如何把為中宣部工作的人列為中共政權代理人
楊傑凱：有一個觸動了我的地方，就是美國政府最近將所有這些為中共宣傳部門工作、實際上是執行中共任務的人列為中共政權的代理人（agent）。他們一直都是，也繼續為中共工作，這不是甚麼新的事物，但給他們貼上的標籤卻是新的，終於準確地顯示了（這些人的身份）。因為這些人不是記者，是吧，也許這將提供你所描述的這種工具。這一點觸動了我。
莎拉‧庫克：是的，我覺得，標示身份的問題經常出現。如果你想想如何處理社交媒體的問題，如果你談談關於推特自動推送機械人，他們利用各種方式……以虛假的帳號問題，我們知道了他們都幹了甚麼的原因之一就是，就是因為推特將（傳播）關於香港抗議者（虛假信息）的帳戶關閉了。推特發現了這個虛假的自動推特網絡活動（散佈有關香港抗議活動的虛假信息），並將其刪除，然後分析數據。
但是，上個月我們看到的不同之處之一是中共官方媒體、中共外交官和官方發言人的真實帳戶都在分享散佈虛假資訊。所以如果能夠針對中共官方媒體找到一些方法，讓推特給他們貼上標示，就像有時你在YouTube上面能夠看到的，標示著「這是由中共政府資助的」等等，諸如此類的標誌都是好主意。
我覺得，另一部份就是為一些內容加上「可能為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的標示，我覺得，這是一種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但是這確實不太好辦。我認為，這其中的另一部份就是嘗試讓更多的人對中共官方媒體和中共官員的言論抱有健康的懷疑態度，尤其是在中共陷入危機的時刻。
對實際真相 中共把水攪渾
楊傑凱：我現在想起了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他基本上就是說，新冠病毒（中共病毒）可能起源於美國，它可能是由美國軍方搞的等等諸如此類的宣傳說法，之後，中共駐美國大使（崔天凱）在接受一個美國媒體的採訪中試圖與這一說法保持距離，然後媒體的報道題目是「中共駐美外交官員自己與這種宣傳說法保持距離」。這使得我撲哧一笑，雖然我並不認為它是非常的好笑，如果他能夠跟你說說就好了，你覺得究竟是怎麼回事？
莎拉‧庫克：中共政府所做的其中一部份就是把不同的宣傳說法呈現給不同的讀者。就像是一篇新華社的新聞報道，中文版和英文版有很大的不同。（對內）它會更咄咄逼人，（在中文版中） 語氣更加咄咄逼人，一方面更加直截了當，另一方面更加政治化。
然後國際版、英文版則試著用某種方式來對事情進行渲染。我覺得這可能就是正在這裏發生的事情，我的意思是，我還沒有機會看到，但我可以預期到，即是中共駐美大使刻意讓自己與此保持距離，但這仍然會是個問題。我可以想像到，在推特會有至少一位中共外交官或中共官方媒體的帳號在此之後，會再次去加強這種中共大使刻意保持距離的宣傳說法。
但是我不知道這對他們來說是否真的重要，因為這就是那種更像俄羅斯式提問的關於現在究竟正在發生著甚麼的之類的問題之一。在某種程度上，是的，他們在指責美國，但是我覺得，中共主要試圖宣傳出來的一部份就是：第一，提出觀點稱（病毒）起源可能不是中國，可能是美國，可能是意大利，人們真的不知道；然後，第二個，就是要在是否存在實際真相的問題上把水攪渾。
而這就是那種莫斯科經常幹而且能夠幹得非常有效的事情，這種各樣的事情，比如毒殺反對派政治活動人士，或者毒殺在英國的異見人士，各種各樣的事情，都是普京和他的安全力量在世界各地幹的。雖然有非常明確的證據表明某件事與克里姆林宮有關，俄羅斯的宣傳機構工作的主要方式就是把水攪渾，然後再製造甚至是相互矛盾的陰謀論。
中共官員說法相互矛盾
但他們不在乎他們的陰謀論前後矛盾，因為關鍵是要破壞這種傳統的智慧和這種認為實際上是有真實真相的感覺。在這裏，就是關於「中共病毒」（冠狀病毒）是來源於中國，而中共試圖對此進行掩蓋，導致它流向了全世界，致使很多人感染和死亡，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他們的目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你可能看到有不同的中共官員（是說法）相互矛盾，而這對中共而言不一定是個問題。所以這還能夠給予他們空間，給予中共駐美大使刻意與之保持距離的空間，即使這個宣傳機器的其它部份都在向其他受眾，無論是中國國內還是國際社會，編造非常相同的宣傳說法。
楊傑凱：因此，你基本上是在說，如果我說的不對，請告訴我，就是所有的觀點、現實、他們的官方立場根本不重要嗎？
莎拉‧庫克：我認為這取決於話題。而在這件事情上，有明確的證據表明中共官方支持這種說法，但我認為他們不想100%承認它。因此，他們希望給大使留出空間，就好像說：「寶寶，離遠一點兒」，讓他自己於此保持距離，特別是當他們看到這種在美國引起了反彈的情況。
我覺得，另一件事就是，很多這種事情也是屬於試驗。我的意思是，現在所出現的（中共）這些策略中的一部份產生的其中一個方式就是，他們（中共）已經開始進行了試驗，尤其是在2019年，發生了兩件事，在新疆所發生的和反擊（國際上）針對（中共）對待維吾爾族穆斯林的批評，以及關於在香港發生的抗議活動。
中共外交官集體上推特
那時就是很多中共外交官開始使用推特的時候。2019年之前，只有少數，或者多一點點。但在2019年，突然間有四十多個來自不同國家的中共外交官上了推特。所以，再說一下，我覺得這裏有進行試驗的因素，以及我以前在談到中共的宣傳說法時說過的。
我覺得所有這一切都只是中共試圖弄清楚甚麼樣的東西能夠「戳中」甚麼樣的觀眾，甚麼樣的方式才能有效地達到最終目標，即維護共產黨的合法性，以展示他們處理得很好，轉移注意力，使人們不再去關注任何會真正損害他們在國內和國際權威和合法性的事情，以及潛在的國際問題。我認為，他們把這看做是美國的一個軟弱時刻，這是一個可利用的或許會進一步削弱美國的機會。
如何從不同新聞環境中消除虛假信息？
楊傑凱：你之前提到過，基本上，世界上有些政權和政府，甚至有些人更願意接受中共的宣傳說法。我覺得這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回應，你覺得那應該是甚麼樣的？
莎拉‧庫克：這是一非常大的問題中的一部份，我覺得這與中共是如何在世界各地影響媒體有關。我覺得，首先，揭露針對媒體的操縱所做的各種努力，那是這個的基礎，無論是否曝光某個影片是假的，而且不僅是曝光出來，還要給出各種證據，展示這是個甚麼樣的操縱。
這個事實，不僅是美國的而且還有意大利的記者、數據科學家對意大利的推特的主題標籤進行研究後發現這些熱門話題推送都是被操縱的。我覺得將此類事情曝光是非常重要的，甚至要比對等的報復還重要。
如果你對這種他說甚麼、她說甚麼的流言太投入，那實際上就落入了中共想要達到的目的。但是我認為，當你能夠展示他們是如何做的，以及背後有多少操縱，這有助於人們理解，「哇，這不是真實的信息，我應該對這個來源、這種宣傳說法、或者我可能聽到的這類信息持懷疑態度。」
我認為，向人們揭露他們的一些做法，以及他們如何破壞透明度，曝光誰在那些傳播信息的不同實體的背後，我覺得這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然後還有各種其它事情，比如媒體監管和註冊。你如何保護信息自由流動的空間並確保更可靠的報道，以及如何從不同的新聞環境中消除虛假信息的空間？我認為這是一個更大的話題，超出了我個人的專業知識範圍。
中國記者和一些國外媒體試圖獲取真實情況
楊傑凱：莎拉，我真心地希望這個採訪媒體也能夠對你剛才所提到的所有這些努力也提供一些幫助，但這也讓我想到，在《中國媒體快報》（China Media Bulletin）上你也講述了，基本上就是媒體在反抗（中共的宣傳），獨立媒體在反抗，實際上還有一些特定的獨立記者對此反抗得非常棒例子，他們甚至到了中國國內，在某種程度上對之進行反抗，你把這稱作是「反抗」（Push back），給我說說媒體都正在做甚麼，或者應該做甚麼？
莎拉‧庫克：在中國，尤其是經歷了這麼多年的壓制之後，令人驚奇的事情之一就是一些在中國的記者和一些國外媒體所表現出的勇氣和智慧，他們試圖獲取真實情況的信息。因此，這形成一種聯合。人們群冒著極大的現實風險，無論是在武漢的還是要去武漢的，都在試圖拍攝真實情況的個別公民記者。現在就是靠他們所分享的一些情況，才有了這種對中共官方公佈的死亡人數，以及（官方宣稱）在武漢究竟發生了甚麼所表現出的懷疑態度。
此外，你還能得到很多的其它來源，在中國的媒體就像是一個光譜，其中中共官方媒體受到非常嚴格的控制。但有其它的商業媒體，他們經常是有更強大的調查報道團隊。
但是你經常可以看到，他們有真的是嚴肅的記者調查報告，這是他們利用很多方式所得到的。但是我覺得，在這場可怕的人類危機中，很明顯有人掩蓋了（真相），特別是有一些在武漢的醫生和醫學專家對外講述了真的是很重要的故事，而你也能看到一些媒體就此做的調查報道。他們一出版，就會被審查，但首先會在中國的各種社交媒體上傳播開來，然後你就會看到這種貓捉老鼠的遊戲，人們試圖以各種很具創意的方式分享故事。
有時截屏圖片就能起到（躲避審察的）作用，但是現在有更自動化的人工智能審查系統，那個（截屏圖片）已經不起作用了，所以人們就把文章翻譯成韓語、轉換成拼音，還曾有一篇用表情符號寫出來的文章，還有人用了其它的類似，或類似的、摩爾斯電碼之類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代碼，如果你知道這種代碼，則可以破譯。所以真的是，人們製作了各種方式來傳播和了解真正發生了甚麼。
大紀元新唐人揭露真相 應對虛假信息
然後還有在海外的獨立媒體，例如《大紀元時報》、新唐人電視台，以及其它的比如自由亞洲電台等獨立中文媒體和獨立編輯部，他們揭露真相。那些方式幫助他們了解情況，他們還有自己的聯絡人網絡。
一些西方媒體的非常優秀的記者已經與武漢的人進行交談，我覺得這樣才能獲得重要證據，證明真實死亡人數更高，有很多無症狀感染病例，以及關於在湖北省和相鄰省份接壤地區發生的騷亂，因為那些省份不願意讓湖北的民眾離開等等。
所以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在中國的這種受到嚴重限制的媒體環境中，一些信息仍然可以流傳出來，甚至仍然可以在那裏傳播。你還能看到一些翻牆軟件開發者，就好像是說，我們要參與中文媒體的傳播工作，人們都在翻牆獲得信息，以便了解在這個危機之中究竟發生了甚麼。
我昨天還在考慮這個如何應對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的問題。也許我們能夠就像是用那種「掛靠」（Piggyback）蹭經驗的方式，「從他們的書中挑出一頁來（為己所用）」。因為你所看到的這些事情之一，就是這些中共的推特網絡活動和推特帳戶都在轉推故意散佈的虛假信息的伊朗國家電視台還有俄羅斯的「今日俄羅斯」（RT – Russia Today）電視台帳戶的信息。
那麼，我們這些人，我們這些站在另一邊的人，不帶有那些操縱的因素，只是可以更好地轉發彼此的信息，使（中共宣傳的）另一邊的消息，比如正在發生甚麼，關於在中國所發生的事情的證據，以便讓這些報告能夠使更多的人了解，或者像我們之前所談到的一些方面，就是關於這些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的做法是如何進行的，以及如何讓更多的人參與進來。
所以我覺得，也許這就是，無論你是人權社區還是其它的組織都能夠看看，我們如何合作行動，擴大自己的那些聲音，你能看到他們是有組織地進行的，那麼我們也可以找到方法，以便在未來進一步擴大效果。
楊傑凱：對於你的觀點，有一個香港記者給國際衛生組織（WTO）打電話的影片。坦白地講，國際衛生組織就是在破壞與台灣方面的協作。我們此前談過台灣媒體，台灣媒體在所有這些問題中的角色是怎樣的。
在我看來，台灣就像是個默默無聞的英雄，努力地對國際衛生組織講，這是個大問題，已經人傳人了，但是國際衛生組織在表面上是無視了這個警告，在實質上是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宣傳說法。我們今天所聊的這些真的是很令人憂心，他們寧可去與獨裁政權站到一起，而不是與一個——坦白的講——一個擁有很高透明度的民主國家。台灣媒體現在如何參與所有這一切？
台灣和港人對中共的懷疑和不信任
莎拉‧庫克：我還沒有仔細研究台灣媒體對此事的報道。但總的來說，你在台灣和香港看到的是，除了整體的傳統媒體之外，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媒體可能有黨派的色彩，在某些情況下，可以看到北京的影響力，你在過去幾年看到的是各種數字新聞網站的崛起。
而且，他們通常傾向於採用商業模式，讓自己更獨立於其它傳統媒體所面對的那種合作和自我審查制度的影響。因此，他們實際上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些情況下，它們是由那些在其它媒體工作感到非常沮喪的記者發起的。
他們說：你知道，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我想把它發表出來，然後他們就去數字媒體了。甚至看到了我寫的一些文章並發表，這些文章有上萬的瀏覽量。
我覺得，在這些情況下發生的事情之一是，當他們報道某件事時，會引起內部辯論，迫使原本可能不會報道這件事的媒體去報道它。因為現在真的很明顯，如果你不報道這個問題，那麼你一定是在執行自我審查。
我們在香港的一些抗議活動中看到了一點點——一些中間派的媒體不得不更加明確地選邊站。所以我覺得，總的來講，它在這些地區起到了一種平衡或反抗中共對媒體的侵蝕的作用，而且很有效果。
我認為真正有趣的是，在台灣和香港，公眾保持著深深的懷疑態度。我覺得，在台灣，政府方面也抱著懷疑態度，這也是台灣很早就開始限制大陸赴台旅行的原因之一。甚至是當中共已經限制民眾赴台灣旅遊，以期報復台灣的時候。然後他們非常迅速地開足馬力生產和傳播，因為他們已經經過了沙士疫情，也許只是因為台灣人同中國大陸人士有很多直接接觸，也許是他們知道在武漢究竟發生了甚麼。
總的來說，台灣那裏的政府反應非常迅速。香港的情況截然不同，因為當地政府更多地受制於北京，因此政府猶豫要不要採取行動。
但是，香港人民，尤其是經過數月的抗議活動之後，要求政府必須做些甚麼，才推動政府關閉邊界並讓所有人都戴上口罩。香港醫務人員舉行了罷工，以便迫使香港政府關閉邊境，禁止那些可能感染了病毒的人們從中國大陸進境。
現在對此回顧一下，這確實有先見之明。我覺得這很有意思，如果你看看非洲的一些地方，那裏很難看到甚麼相關的報道，但實際上相當早地就開始在機場測試人們的體溫，儘管與中國有非常密切的聯繫，但我認為有時仍存在背後的懷疑態度，比如對於中共的產品質量和信息質量方面，甚至對於來自中共的一些信息也是持懷疑態度。
這不一定是被官方肯定的態度，但民眾相對於其它政府而言，可能就是（對中共）抱有更小心和更擔心的態度，所以就會採取行動，採取相關步驟。
輕信中共和世衛 對病毒就缺乏認識
楊傑凱：對於你說的觀點，我們看到有越來越多的證據，基本上很多西方政府，他們的一些的應對相對緩慢，已經有很多與此相關的批評，基本上就是說他們輕信中國共產黨，輕信世界衛生組織，而世界衛生組織就是直接重複了中共的信息。
在一些事例中，在意大利的事例中，甚至有了一個口號叫，「我們不想成為中國人的恥辱」，還有了一個「擁抱中國人日」這樣的東西。這很具有教唆性，當然，它的表面意思是正確的，但考慮到中共在當時所知道的，這被證明了是災難性的。
莎拉‧庫克：是的。我覺得，特別是關繫到世界衛生組織，疫情大流行確實真正地暴露了中共政府影響這些類型的全球機構的程度，這真的是個問題。不僅是因為台灣曾試圖警告世界衛生組織，病毒可以人傳人，這一信息被忽略了。
而且還是因為世衛組織支持了中共的宣傳說法，並讚揚了中共政府這一說法，推遲宣佈國際疫情大流行，還有關於獲取醫療標本的一些問題，所有這些都導致了人對這種病毒是甚麼的整個認識都不準確，然後就有了在其它地區對此應對準備程度不足的問題。當然有些地方也有一定程度的準備不足，這可能與他們自己的國內體系有關。
楊傑凱：莎拉，除了在推特和網絡分享影片，比如這個記者和國際衛生組織官員的影片，最後一次我看到好像已經超過了7百萬的瀏覽量。很顯然，很多人都看到並得到了這些信息。那麼除了轉推或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之外，一般人怎樣做才能對這一切產生影響呢？
保持警惕 哪些是被中共植入信息的媒體
莎拉‧庫克：我覺得，你應該自己儘量多地了解情況，試著保持懷疑的態度，了解哪些是被中共政府用來植入信息的媒體。如果你是《經濟學人》或《華爾街日報》等新聞媒體的訂戶，並開始看到這些付費的（中共的）插頁，請寫信給出版商，說我是一位訂戶，也許我會為此取消定閱，也許至少可以說，我是一位訂戶，我花錢是為了看你們的報紙或者雜誌，你們正在接受可能是非常非常有問題的錢。
也許做出這些決定的人突然收到成百上千封來自訂戶的來信，表達他們對這類插頁的憤怒，也許這比原則問題更能促使他們重新審視這一政策。我覺得，對於這些事情，我們應該看看我們自己的社會，以及相互影響的方式，以及我們自己的機構要作更好的準備，至少不能進一步擴大中共政府正在努力實現的目標。
當我們看到世界各地不同政府的應對方式時，僅僅因為你的政府可能做得不如你希望的那麼好，這並不一定意味著中共政府做得好。這可能有雙方面的原因，這可能是由於中共為此付出了代價可怕而高昂的施政失敗所導致，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一點。
現在的一些研究表明，如果中共確實分享了他們所掌握的信息，而不是在一月初對信息進行壓制，全球可能有95%的病例是可以預防的。
這並不意味著世界其它國家的政府沒有犯錯。我覺得，如果你感覺合適的話，你可以對兩方面都持批評態度。不必讚揚中共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應對，這是你對自己政府的應對提出建設性批評的一種方式，所以不是必須要去讚揚中共。我鼓勵人們考慮這一點。對於媒體也是這個問題，應考慮是否要引用中共政府的公開數據。
楊傑凱：莎拉，這是個很有力的結束語。非常感謝您再次來到我們的節目。
莎拉‧庫克：我很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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