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謊報和隱瞞造成了大瘟疫在全球的快速蔓延，除了帶來生命災難外，這場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疫情對全球經濟的深遠影響也在慢慢展現。
作為歐洲重要的工業國，德國在這次疫情中深受波及。首當其衝的就是代表「德國榮耀」的汽車工業。各大企業全面停產、供應鏈受損、全球銷售市場同時受到衝擊，專家預估可能導致大裁員及整個行業的衰退。但同時，也有工商界人士指出：疫情預示著時代的轉變。
早在八十年代，以大眾為首的德國汽車界就隨著訂單外交進入中國市場，各公司在江澤民時期深陷與中共的錢權交易之中，不惜為中共輸血，近年來更是全面投入全球化潮流，甚至孤注一擲地依賴中國市場，將自身發展與中共綑綁。這些，是否正是今天危機的根源？而反思過後，德國工業界的出路又究竟在哪裏？
在本文中，記者將追溯這段歷史，調查問題產生的經過，並揭示疫情帶給德國的思考。
前言
一、中共病毒令德國汽車業遭遇空前危機
二、科爾時期：工業界開啟與中共的訂單外交
三、施羅德時期：汽車界與江氏家族的利益糾葛
四、伴生中共對德國汽車界的改變
五、疫情帶來的反思：德國工業界討論何去何從
二、科爾時期：工業界開啟與中共的訂單外交
1. 大眾的開端與科爾首次訪華
大眾是德國最大的汽車集團，同時，它無論是從產值還是營業額都是德國最大的企業。眾所周知，歷來的德國總理都和大眾掌舵者關係密切，大眾高層對德國內政外交都具有一定影響力。
中共與聯邦德國建交後，大眾是最早到中國投資的德國企業，也是第一批進入中國市場的國外大型企業。自1984年起，大眾高層從不缺席德國政府首腦訪華的代表團，參觀大眾工廠也成為德國總理到中國的日常項目。
中共與大眾的接觸是1978年開始的，但最初的談判並不順利。1982年，卡爾·哈恩（Carl Hahn）擔任大眾總裁後，著力推動與中共的合作。
與此同時，科爾（Helmut Kohl）於1982年成為德國總理，他開啟了與中共的訂單外交。此前，施密特（Helmut Schmidt）是1975年第一個訪問中共的聯邦德國總理。
中共前駐德大使梅兆榮曾回憶，「1984年科爾作為德國總理第一次訪華，除簽署了上海大眾合營生產桑塔納轎車協議、確定寶鋼熱軋合作項目以及商定中國訂購三架『空客』飛機等大項目之外，德方還允諾自1985年起向中國提供資金援助，並增加無償援助性質的技術合作金額。」
德國《時代周報》描述科爾第一次訪華時隨行的經濟界代表團的態度：「工業界大佬們稱讚科爾說，從來沒有一個政府首腦這樣全力以赴為他們剷除中方所有的反對、疑慮以及阻礙。」
1984年10月，大眾與上汽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約合資成立上汽大眾汽車有限公司，科爾和中共領導人都同時在場。甚至，科爾親自為大眾在安亭的合資企業奠基，大眾總裁哈恩對媒體強調：「我們是和聯邦總理一起來到這裏的。」
此行科爾提出把亞洲作為未來德國政策的重點，「即使（中方）有時表現不太專業，也沒有太大影響：例如對方推後關於稅務方面的談判，而缺少這方面條約，將來可能給（在中國）投資及合營的德國公司帶來數百萬計的損失。」
《明鏡周刊》在後來回憶：大眾與上汽的合資企業1984年成立時，科爾盛讚這一項目，稱之為「合作的象徵」。但同時，記者也注意到，「合資企業這一名詞深受中國人喜愛，但他們對此有自己的解釋方式。所有的知識、所有的機器（硬體）、幾乎全部的材料來自國外，中方投入的主要是有一天從中掙錢的希望。」
哈恩晚年接受採訪時說：「我們將一部份在中國生產的發動機，出口到大眾汽車集團在全球的工廠，可以說我們是中國首家出口汽車零部件的企業。這些建廠、產品出口，離不開中國政府給予的大力支持。」並且，他提到，大眾集團還把50家最重要的供應商帶到了中國市場，這些供應商帶著自己的資本和技術來到中國。
2. 六四後無視各界譴責與制裁 堅持推動與中共合作
之後，大眾於1986年開始與長春一汽洽談合作。按照百度百科引用並保存的中共官媒報道，雙方於1988年簽署了「一汽和大眾公司長期合作備忘錄」。之後，「1989年4月25日～7月28日，一汽總工程師林敢為率團赴大眾公司開始正式編寫可行性研究報告。在經過了國家部委的審議通過之後，7月26日，一汽與德國大眾公司在完成後的可行性研究報告上簽字。」「1989年11月17日，雙方在可行性研究報告的修訂版上正式簽字。」
哈恩在採訪中也提到：1990年，一汽和大眾15萬輛合資項目在北京正式簽約。次年2月6日，一汽大眾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6月，天安門廣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中共血腥鎮壓手無寸鐵學生的大屠殺事件。曾任大眾北京辦事處首席代表的李文波在德國媒體的採訪中回憶，當時很多西方公司撤出了中國，而大眾在他的勸說下留下了。
1989年11月6日，哈恩與一汽廠長在中南海接受了六四事件後剛上台的江澤民的接見。
《明鏡周刊》曾在2019年6月4日以「面對億萬元生意的誘惑，經濟界大佬們願意低頭下跪」為題追溯這段歷史，其中說到（7）：「不曾忘記：天安門屠殺後才幾周，德國的企業經理們在建國飯店舉辦的一個招待會上就勸說我們記者，請我們不要寫過於苛責的文章搞糟了商業氣氛，情形並沒有那麼糟糕，鄧小平新任命的黨主席江澤民肯定是個改革者。」
《經濟學人》雜誌曾以「西方為甚麼看錯了中國？」為題，反思西方國家的對華政策。文章承認，西方曾經下注「中國將走向民主和市場經濟」，但這場賭博失敗了。
經濟學家何清漣的文章《對外開放30年：中國外資神話的幻滅》中也提到，中國上個世紀80～90年代就開始大量引進外資，出於利益考慮，歐美資本集團自願充當中國（中共）政府游說本國政界的代理人。他們在游說本國政府制訂對華政策及說服各人權團體時，「經濟發展將促使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預想一直是個最好的理由。
對此，何清漣認為，「事實證明，不是外資改良了中國的制度環境，而是它們順應了中國腐敗的制度環境，再一次為世界提供了一個西方文明到中國「淮桔成枳」的樣本。」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一書中指出西方看錯中共，除了自由社會難以分清「中國」與「中共」等因素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人對短期利益的追求，無論是個人、公司或國家，這給中共提供了可乘之機」。
按照中國澎湃新聞報道，1987年7月科爾作為總理第二次訪華前，「此時，兩國經貿關係繼續飛速發展，雙方貿易額達到了89億馬克，聯邦德國已是僅次於中國香港、日本和美國的中國大陸第四大貿易夥伴。但由於當時中國缺乏外匯，並擁有巨額的貿易赤字，因此聯邦德國對華出口受到了很大限制，難以進一步擴大，很多大型工程都難以進行。為此，聯邦德國加大了對華提供政府貸款的力度，以促進對華出口增長。比較有代表性的工程是聯邦德國政府發放貸款為上海修建的地鐵一號線。以政府貸款為條件，聯邦德國也向中國出口了它的列車和電力設備。」
另外，科爾還極力促進德國企業對華投資。「當時中國三千家中外合資企業中，中國與聯邦德國合資的企業只有19家。此行中，科爾與中方領導人達成協議，雙方將專門設立一個專家小組，每年就聯邦德國企業在華投資問題進行探討。」
六四事件後，德國聯邦議院宣佈了對中國的制裁措施，包括外交、經濟、文化等各方面。
「聯邦德國經濟界對對華經濟制裁表達了憂慮和不滿。」「聯邦德國企業不顧國內的制裁措施，繼續發展對華關係。大眾汽車公司在1989年7月就宣佈要擴大上海大眾汽車的生產。1990年11月底，大眾汽車又與長春一汽協議建立生產奧迪汽車的合資企業。」
梅兆榮的回憶中說，「1989年，在西方國家集體『制裁』中國的情況下，科爾作為總理同我作為駐德大使仍保持了密切聯繫。」
澎湃新聞還引述聯邦德國外交部1989年6月9日的一份文件：「我們只有在與中國保持關係的情況下才能影響它」，「繼續孤立中國會破壞國際勢力均衡，這不符合我們的利益」。
科爾政府拒絕了反對黨提出的暫時關閉北京歌德學院和停止對華科技合作的要求，還維持了包括聯邦德國援建的上海地鐵在內的兩國合作項目。之後，他促使聯邦議院先後取消了對華經濟合作和出口限制，並重新向中國提供發展援助。
3. 江澤民上台後 科爾的第三第四次訪華
1989年六四事件，江澤民因為其表現被鄧小平等中共元老們任命為新的接班人。
《真實的江澤民》一書中提到，由中共六四大屠殺引發的柏林牆倒塌和前蘇聯以及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瓦解，代表自由、人權、民主和自由經濟等人類普世價值的西方自由世界取得的不僅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兩大陣營對壘的軍事、政治方面的勝利，而且是經濟、意識形態、道義等等全方位的大勝，自由世界鼎盛時期可以說就在此時，並且大有全球化之勢。
當時中共作為執政集團也好，其代表的意識形態也好，在全球是絕對劣勢和孤立的。誰料到，這一切從江澤民展開「貪戰」到他下台，短短二十幾年，國際形式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江澤民在國內通過腐敗性制度來建立個人權力，為其家族與勢力集團謀取巨額利益，放手腐敗，以權益去收買中共官員。殘害忠良，並將整個中國社會帶入了萬劫不復的道德崩潰的危險深淵。在國際上江澤民使用的手法與在國內作為毫無二致，那就是利用人的貪婪。他以利益去收買國際社會對其綏靖。中共的國際政策簡單到了赤裸的程度——你如果批評我的人權或其它政策，我就和別人做生意。
在這樣的背景下，科爾於1993年和1995年兩次訪華。1993年也是他作為德國統一後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對中共的訪問。
1993年，代表大眾隨同科爾訪華的是時任總裁皮耶席（Ferdinand Piech）。德國《日報》曾說，皮耶席從哈恩手中接手大眾時，德國國內正值經濟衰退，大眾的狀況很糟，當年第一季度這個歐洲最大的汽車製造廠虧損了12.5億馬克。
《時代周報》1993年11月報道，科爾隨行有大約四十人的德國工商業代表，「從前任何一位聯邦總理的國事訪問都沒有過這樣級別的經濟界隨行代表團」。事先，中共領導人就許諾德國工業界將「滿載而歸」。德國政府臨行就預測會簽訂60億馬克的合約，在北京這個數字飆升到了70億。
當時中國的經濟上升，沖昏了所有人的頭腦，「在這種恍惚中有些人失去了對現實的判斷力」。當科爾在北京展開他的新亞洲攻勢時，「所有在德國工業界和金融界有一定地位的企業，都想分一杯羹」。
按照慣例，代表團在上海參觀了大眾的工廠，科爾還接受了同濟大學授予的榮譽教授稱號。在人權方面，科爾僅向中方遞交了來自國際特赦和德國主教協會的兩個（被中共非法關押的）政治犯名單。
1995年是科爾任期中的最後一次對華訪問，這一次，他力排眾議在北京訪問了某駐京部隊。
《法蘭克福匯報》2004年的報道說：「在1989年（中共）鎮壓學運後，他是第一個也是到今天唯一一個做出訪問（中共）解放軍這樣具有象徵性意義舉動的西方國家領導人。」
德國《日報》以「總理替殺人犯平反」為題評論了這個行動。「科爾試圖將『我們關於民主和人權的信息』傳達給中國軍隊」，報道以嘲諷的口吻說道。
媒體推測，科爾此舉真正的用意，可能是德國工業界意圖向中國銷售可以用在戰鬥機上的民用電子產品，可能是想要幫助德國造船廠在向台灣出售潛艇的計劃失敗後轉向中共，也有可能是為奔馳子公司爭取中共航空業的訂單。
這一次，科爾帶往中國的是一個45人的代表團。在此期間，德國大眾、一汽及奧迪公司三方在北京共同草簽了有關奧迪轎車納入一汽大眾生產的合同。稍後，奧迪與上汽簽署了《技術轉讓協議》，奧迪系列產品正式在中國生產。＃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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