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中共肺炎（俗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持續蔓延全球之際，大陸官方卻宣稱疫情「清零」。與此同時，中共媒體不斷刊登海外多個國家疫情告急的各類文宣，並向海外華人頻頻揮舞橄欖枝：國外危險，中國更安全，導致許多留學生、華人移民不惜買高額機票回中國。

這種詭異的新聞到底是怎麼產生的？旅居加拿大的前鳳凰衛視記者張真瑜表示，從疫情開始一直到現在，中共對輿論的一系列動作，並不是為當時的情況準備，而是做了長久的預案，為事件的進一步惡化做的整體預案。

張真瑜最近從大陸獲得的內部信息，進一步證實他的推測和分析。

300人記者團的秘密

中共肺炎開始時，中共就向疫區派出一個300人的記者團。這些記者到底做了甚麼？

張真瑜從大陸多方獲得內部信息稱：記者團有嚴格的規定及紀律約束。首先強調：不能報道任何負面新聞。報道原則遵循兩社一報（新華社、中新社和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或通稿。

由於信息提供人士處於安全考慮，不方便提供文件，只有口述內容。具體內容綜合如下：

第一，這次去武漢報道的300人記者團，國內重要的媒體都有派人參加。以某報社為例，人員選擇直接讓地方站的人去，而不是讓要聞部的人去，也就是不讓很專業的人去。他們對外稱記者團，對內自稱宣傳隊。他們的任務只負責宣傳，不是為了去報道。

第二，中宣部下達禁令，團隊成員必須對自己的身份嚴格保密；不能私自脫團，不能擅自進行違規性報道。報道規定，以維穩的那一套為主。疫情以新華社、中新社及《人民日報》的口徑統一報道，且發稿之前要做好審核。

第三，對報道行蹤嚴格保密，不能向其它媒體透露；特別嚴防外媒滲透，嚴防所有信息通向外媒；任何國內媒體，尤其是這300人記者團，不能透露任何消息給國外媒體；包括香港媒體，不管是否親共，都不能透露。

網管辦下發禁令，大致內容如下

第一，淡化武漢疫情的焦點，以正面報道為主，不能有任何負面新聞，突出武漢復工，即武漢正常化。

第二，疫情必須是零增長，不能給社會帶來恐慌。

第三，增加國外的報道，來替換國內的疫情報道。如意大利、加拿大、美國這些災區疫情蔓延的報道。也就是轉移視線，把報道引向海外，彰顯海外沒做好，中國做的特別好，以凸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第四，實施預警：一旦有相關的評論、文章、影片，立刻刪除，並作為報備，加強戰鬥值班。

第五，除了軍隊媒體和少數媒體可以離開之外，300人記者團成員必須等疫情結束，即武漢城市解封之後，才能回到原單位。

張真瑜透露，消息提供人士特別強調，這次特別嚴厲，大家很小心。去武漢之前，記者團成員已得到警告：如果有誰違反規定，出了問題直接提升到國家安全層面，由國安負責。到時找麻煩的人就不是警察，而直接是國安。記者團成員自身也明白，他們的手機很可能被監視，他們甚麼都不能說，也不敢說，連家人都不能多說。

記者團記者形同人質

張真瑜說，組成300人記者團，就是把人集中起來，這是中共宣傳機構常用的手法，每當國內有某重大事件發生，中宣部會組織把人員集中起來，名義上是去某某地方採風，其實是去旅遊。主要是為了方便控制和管理。

比如，中宣部從某家媒體抽調一個人，那其他人就不能再去，這家媒體的報道就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組成記者團，其實就是盯梢，以軟硬兼施的方式，讓記者順著他們預先的安排來走。儘管日程安排挺滿，但採訪的內容都是事先規定好的。

「所謂的記者團，其實就是給每個記者脖子上套一根繩子：我讓你叫，你就叫；我讓你往哪去，你就往哪去。」張真瑜說，「吃住一起，行動一致。而且相互監視，其實就是一個囚徒困境。想讓你報道甚麼就報道甚麼，想讓你怎麼報道就怎麼報道。在報道之前主管部門發出的通稿，甚至連照片都得用他們篩過的。」

張真瑜說，在國內，媒體想要保護記者，如果報道超出中共的規定，作為記者檢討一下就行了，其餘的事由媒體公司去解決。現在把記者集中起來，如果有記者寫了出格的東西，處分起來很直接，原單位沒辦法給他／她開脫，連逃都逃脫不了。雖然不會直接送監獄，但會讓當事人方方面面受到損害。

「在過去，我們一遇到類似這種情況就跑了。但是現在在武漢那種地方，想跑都跑不了。說白了，在這個團裏，記者就成了人質。」 張真瑜說。

中共從頭至尾操控輿情

武漢爆發中共病毒之後，開始是隱瞞，打壓「吹哨人」李文亮。直到疫情失控，瞞不住了，中共又開始造假，然後強制封城。中共無論採取的手段及出發點，都深深地刺痛了老百姓的心。當時網絡上已經有人表達憤怒，包括一些官方媒體人。尤其是公民記者陳秋實和方斌做實地採訪報道，引起了中共的注意，於是就派出了300人的所謂專業記者團。

張真瑜說，中共派出記者團，絕不是表面這麼簡單，而是有背後的預案。主要目的有兩個：一個是不遺餘力地把造成瘟疫的責任推掉；另一個是利用這次瘟疫來為它歌功頌德。不管戰勝瘟疫的是醫務工作者，還是來自外國的援助，所有的功勞都是歸結於「黨」的正確領導。這是中共操控媒體的一種常用手段。

張真瑜說，中共有一個奇怪的處理新聞方案，一旦有大事發生，比如發生在武漢這種瘟疫，當地媒體基本上要禁聲，這是他們維穩的一種極端化的表現。媒體的聲音只有粉飾太平，沒有真實的聲音。

中共媒體制度是製、播分離的，記者只負責採寫新聞，發不發由上面決定。主要是為了有突發事件時方便管制。張真瑜說，疫情當初，大陸媒體對火神山醫院及其它新建的醫院的報道，選題由政府定。當時《新京報》的報道稍有出格，即受到嚴厲警告。

「中共體制決定，它不是解決問題，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這些人。所謂解決問題，就是控制輿情。」張真瑜說。

3月8日，中共國務院舉行記者會，表彰新華社記者廖君，稱她是「疫情防控一線的巾幗奮鬥者」與「逆行而上的女記者」。疫情發生以來，她寫了200篇報道，還寫了90篇內參。

寫文章是一個創作性的過程，不是一個流水線。「寫文章可以很快，可是要準備哪些材料，其實要花很長的時間。可以想像，她背後到底有多少人在做這種沒有營養的文章？」張真瑜說，「中共幾大喉舌媒體駐各地的分社，其實就是一個行政機關，這個時候是真正顯示他們的價值的時候，為甚麼那個記者能得獎，而不能給陳秋實一個獎？」

忽悠海外華人回國 進一步甩鍋

張真瑜分析，這次武漢瘟疫（中共肺炎）可以看出，中共首先粉飾太平，打壓異見的聲音，然後再把責任推給西方。然後又把手伸到國外，操控統戰部及外交部做一些表面工作，給外國提供援助、進駐醫療隊。其真正目的是佔據話語權，不至於讓全世界的輿論全方位的打壓；同時，通過外媒來證實國內的宣傳：我多麼英明，我的犧牲如何之大。

張真瑜認為，中共最邪惡的在於，有計劃地、不斷地渲染美國、日本、意大利這些發達國家的災情如何嚴重，如何不可控，給全世界華人造成謊言：其實國內已經控制好了。然後忽悠留學生、拿綠卡的移民返回中國。一旦疫情再度爆發，就推到這些回國人員的身上。其實這是它（中共）再次甩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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