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執政以來,中國政治經濟形勢動盪不斷,引發了一次又一次偷渡潮。從上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近30年裏,出現了3次逃港大潮,200多萬內地居民為嚮往美好生活或躲避政治迫害從廣東偷渡到香港。
三十年三次「逃港大潮」
在上個世紀50至70年代,有大約250萬內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當時的英屬殖民地香港,這些逃亡者有的葬身怒海、有的客死途上、有的成功抵達,開始了嶄新的生活。研究者認為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群體性逃亡事件,史稱「大逃港」。
規模最大的逃港潮有三次,分別發生在1957年、1962年和1979年。逃港者中有機關幹部、知識份子、學生、軍人、工人、知青、農民,以及其他普通城市居民,他們來自廣東、福建、湖南、黑龍江等12個省、62個縣市,這些人因為偷渡而被中共當局視為「叛國投敵者」。
《大逃港》一書作者陳秉安先生研究認為,導致內地居民大規模逃亡香港的主要原因來自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當年大陸搞合作化、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寶安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幣,兩者間懸殊近100倍。」而1957年反右傾、1965年的「四清」和1966年的文革等一系列運動,對知識份子等民眾的迫害亦讓人們無法忍受。人們只好不惜冒著生命危險,逃亡「自由世界」。這樣的選擇正是對中共統治的否定。
「大躍進」引發「大逃港」
其中,1962年的逃港風潮如火山噴發,毛澤東發動的趕英超美的「大躍進」,導致千萬民眾死於饑荒、疾病,而中共卻將責任推給老天,將這場人禍稱為「三年自然災害」。
至今,廣州許多年長者依然記得,當年珠江變成泳場的盛況: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強身健體,口號喊得分外響亮,其背後的真正意圖大家都心照不宣:為了隨時可能發生的遠行——偷渡邊防線,逃亡到香港。
在廣東寶安縣,中共公安機關的主要任務一度是監視「三偷」:偷聽敵台、偷竊集體財產、偷渡出境。有的農民藉口去割草,划著一艘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相比之下,生產隊幹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划走的那條小船。
中共寶安外事辦公室《關於經寶安縣偷渡香港問題的調查報告》(寶外字10號,1959年1月28日)顯示,1956~1958年,經寶安縣偷渡的共有20,105人,其中寶安縣的有6,448人,外省及外縣的有13,657人。逃出去的大部份都是青壯年,以致不少邊防村莊成了 「女兒國」、「老幼院」。民謠便說: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裏只剩老和小。(《文史參考》)
美國之音報導,1979年的逃港潮最為驚心動魄。當時有傳言說英國伊麗莎白女王登基會實行大赦,十多萬來自各地的民眾聚集在深圳和香港的邊境地帶,形成洶湧的人潮。他們不顧邊防軍的鳴槍示警,拖兒帶女,強行越境,前往香港。第二天,深圳灣海面上漂浮起幾百具屍體,無聲地展現出中國人用腳投出的莊嚴一票。他們在香港的繁榮和自由,以及中國的貧困和專制之間,做出了「不自由,毋寧死」的勇敢選擇。
音樂家馬思聰成功逃港
從廣東偷渡到香港的還有像著名音樂家馬思聰等文藝界名流。
1949年12月,被中共任命為中央音樂學院首任院長的馬思聰,在文革伊始就慘遭批鬥和凌辱。不堪受辱的馬思聰最終用腳做出了選擇。1967年1月,馬思聰藉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機會,與妻子王慕理、次女馬瑞雪和兒子馬如龍乘船出走香港,後由美國駐香港領事陪同飛抵美國。在其抵港第二天,全港報紙和電台都報導了這一消息,從而掀起了又一輪以知識份子和知青為主體的長達10年的逃港潮。
葉劍英之女捲入逃港潮
1967年7月,北京紅衛兵「領袖」朱成昭和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南下廣州,被當時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定性為:「偷了地質部國家機密,企圖偷越國境。」
如果朱成昭與葉向真叛逃成功,那將比馬思聰還要轟動。一則朱成昭曾是全國最大且威望最高的紅衛兵組織的「司令」。當時首都紅衛兵三司「如日中天」,和中央文革有密切的關係,一度被認為是代表中央。二則葉向真不僅是首都三司的紅衛兵領袖,也是軍隊帥爺葉劍英的「公主」。儘管他們已被排擠到權力圈之外,但大範圍的人並不知情。他們一旦叛逃,中共無法向國人交代。
朱成昭與葉向真的叛逃驚動了中央。周恩來親自派公安部副部長於桑到廣州把朱成昭和葉向真抓回北京,並被隔離審查。1967年8月20日,朱成昭和葉向真被公安部謝富治宣佈「組織反革命集團」,正式逮捕,關進了監獄。
朱成昭被關押了8年以後,1975年被送到湖北某勞改農場作為反革命份子勞動改造。
1971年林彪事件後,軍隊重新洗牌。葉劍英重新主管軍委工作後,女兒葉向真也被從監獄釋放。
根據葉向真的自述,從監獄裏出來後,她變得呆傻了,不會說話,聽到收音機或者別人的說話聲就緊張。一年後,葉向真才逐漸恢復正常。她改了名字叫江峰,到首都醫學院學醫,後來在專為中央首長看病的301醫院(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做了7年外科醫生。沒幾個人知道這個江醫生就是當年的紅衛兵領袖葉向真。
文革結束後,她重回文藝圈,80年代她更名「凌子」,把曹禺的名著《原野》拍攝電影。在威尼斯電影節,該片獲得了「世界最優秀影片推薦」的榮譽。凌子一舉成名。但是《原野》當時沒被允許在國內放映,因為某領導認為那是「男盜女娼」。後來她還拍過幾部電影,雖獲好評,但是也受到某些限制。這對她後來放棄電影事業有一定影響。
在《原野》的拍攝過程中,凌子與攝影師羅丹戀愛並結婚。1987年凌子和丈夫羅丹一起到香港定居,改名字叫「凌孜」,並開始經商。有人說,當年紅色公主葉向真逃港沒成功,最後還是去了香港。她用行動回答了社會制度的好壞,投了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一票。
紅色公主偷越國境被抓回
在冒著生命危險,逃往自由世界的大潮中,不僅有拖兒帶女的農民,也有中共的紅色公主,中共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女兒劉濤。
1976年,中緬邊境的瑞麗江畔,劉濤試圖越過波濤洶湧的瑞麗江,偷渡到界河對岸的緬甸,被當地武裝民兵發現,並押回北京。當時的目擊者回憶道:「那天,東方剛剛朦朧見紅,有幾個女民兵慌慌張張跑來,在民兵隊長家竹樓下大喊:『隊長,不好了,有幾個人在江中往對面的木姐方向游去了。』」
木姐是離瑞麗最近的緬甸邊境城市。民兵們在隊長的指揮下,駕著四條細長的竹木船向江心衝去。前面兩個黑影很快就被大浪沖到了下游,向伊洛瓦底江滾滾而去,手搖的木船根本追不上他們;另外幾個隔得近一點,被民兵拖上了木船。
偷越邊境的女孩被審了半天,只說了一句話:「我叫劉濤,甚麼都不想給你們講,要講我要向公安部的華國鋒部長講!」這個「偷渡團伙」共有5人,3男2女。
1976年夏天,劉濤被押回北京,在監獄關押兩年,1978年,被以「偷越國境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押期抵刑期,宣判服刑的日期,也就是她「刑滿釋放」的日期。
「大逃港」帶給中共的震撼是巨大的,鄧小平也不得不承認「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於是,文革結束後,為挽救喪失民心的中共,鄧小平開始實施「改革開放」,希冀通過讓人民獲得物質上的利益,而收買人心。
逃港潮仍在繼續
「改革開放」30年過去了,「逃港潮」仍在繼續,區別僅在於當年逃港的人中很多是農民或受政治迫害的人,今天逃離中國的很多都是精英、富豪。
2011年「福布斯中文網」的一篇題為〈中國富人席捲上萬億熱錢外逃〉的文章透露,中國約60%的「高淨值人士」——即那些擁有1千萬人民幣以上可投資資產的人士——不是在考慮移民,就是已經快辦完移民手續了,這項調查是由中國招商銀行和貝恩諮詢公司聯合進行的。調查還顯示,那些擁有1億人民幣可投資資產的人群中,有27%已經完成移民,47%正在考慮離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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