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死如歸
政變當天，張學良前來見蔣介石。蔣介石質問他對兵變的態度，張謊稱事先不知情。蔣介石說：「爾既不知情，應立即送余回京或至洛陽，則此事尚可收拾。」張卻要蔣介石答應他的條件，方能放人。蔣介石當即義正言辭譴責張的叛徒行為，要他「應即將余槍殺，此外無其他可言也」。張竟用「交人民公斷」威脅。蔣介石憤怒已極：「余身可死，頭可斷，肢體可殘戮，而中華民族之人格與正氣不能不保持。」蔣介石要張學良選擇：立即釋放或當場槍斃。張學良一時無所措手足。
「直至第三日，他（張學良）才含糊其詞，半勸半求說出他們所共同議決的八項條件，並說只要我應允簽一個字，他就立刻親自送我回京。我乃對他說，無論你說得任何動聽的請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脅之下，絕無商討餘地。但是我也知道，即使張等有悔悟之意，而其主謀之共匪，必認為千載一時的良機，也就是他匪黨的一個生死關頭，非迫我接受他的條件，即必制我的死命。我在此時，只有下定捨生取義的決心，對叛徒始終拒絕與他們商談任何政治條件。」
蔣介石當時的處境，如入虎穴狼窩，九死一生。他知道自己生還的機會很小。十二月二十日，叛亂發生後第八天，宋子文到西安見到蔣介石。蔣介石給全體國民、妻子和兩個兒子分別寫下遺囑。他希望美齡對經國、緯國能視如己出，也要兒子們聽從孝順後母；並要子文向美齡傳話，千萬莫來西安。他告訴宋子文：「此時非迅速進兵，不能救國家脫離危險。」還向宋親示進兵方略，讓他轉告中央。蔣介石說：「吾人作事，應完全為公而不可徇私，如其速將西安包圍，則余雖危亦安，即犧牲亦瞑目矣。」（〈西安半月記〉）
在對國民的遺囑中，蔣介石說：「中正不能為國自重，行居輕簡，以致反動派乘間煽惑所部構陷生變。今事至此，上無以對黨國，下無以對人民，惟有一死以報黨國者報我人民，期無愧為革命黨員而已。我死之後，中華正氣乃得不死，則中華民族終有繼起復興之一日。」
面對蔣公視死如歸，中共黔驢技窮，張、楊騎虎難下，國軍討伐，如箭在弦。十六日，驚慌失措的張學良向蔣介石報告中央空軍對渭南、華縣等地要塞開始轟炸。蔣介石甚感安慰，日記云：「知中央戡亂定變，主持有人，不啻客中聞家庭平安之吉報也。」
宋美齡不同意軍事解決西安事變，事變後第二天，她就委託私人顧問、澳大利亞人端納飛往西安面見張學良，尋求妥善解決的辦法。為了和平方案，美齡與部分國民黨高官意見相左，但很難阻止軍事行動。有人甚至責怪她是救夫心切、婦人之見。美齡不為所動，為爭取和平，救蔣介石領導抗戰，她決意親往西安，與夫君共生死。
無論是蔣公的同盟還是政敵，大家都知道，沒有蔣介石，中國將陷入群龍無首的亂局，內戰蜂起，垂手得利的當然是日本。中共當時還遠未成氣候，日本全面入侵，如果沒有蔣介石領導，中共也只能選擇當漢奸或亡國奴，絕無抗日的能力。宋美齡堅信蔣介石能夠渡過這一難。
蔣介石得到神的護佑，闖過死關：「吾夫言曰：『余雖屢囑君千萬勿來西安，然余深感無法相阻也。今晨余讀聖經，適閱及：『耶和華今將有新作為，將令女子護衛男子』句，今君果來此。』我夫歷述被劫之經過，並稱在劫持中，決不作任何承諾，因要求我勿以簽訂某種文件相勸。余告之曰：『余本視國家福利重於吾夫之安全，幸勿慮我有強勸吾夫屈服之舉。』」（《宋美齡自述：西安事變回憶錄》）
蔣介石寧死也不妥協，「二十二日，蔣夫人突然來到西安，我見面第一句話告訴她說：『十日來叛徒每日用各種手段，只要求我在其條件上簽字，就可以送我回京。你來共患難，是為公而非為私，一切須以國家為重。如有叛徒以任何條件，托為轉勸，必嚴厲拒絕。我們寧死，亦不可答應。』蔣夫人此行下了決心，她回答我道，她重視我的人格，甚於我的生命，他決不勸我有違背素志的行為，她只願與我同生死。」（《蘇俄在中國》）
宋美齡到西安後，勸蔣介石「寧抗日勿死敵手」。宋氏兄妹代表蔣介石向張學良及中共作出了讓步，停止剿共，改編赤匪，納入國民革命軍，在蔣委員長統帥下，準備抗日。
張學良西安事變後，自己負荊請罪，由西安飛往南京途中寫告別信，文中表示寧可自盡，而能讓別人的事情成功。
文件第一部分的大意如下：「余誠意救國，到現在反成為誤國。平生以信義自詡，不期有今日。余最痛心者，為日本小鬼所快意。余不願見亡國之事，願自了，而使他事好了，並盼當國諸公良心上加以醒覺。介公方面，余已再三陳之矣。想介公聰慧過人，乞再察良言，良為三叩首矣。」
張學良叮囑家人部分概略轉述如下：「兄（父）生性直魯，救國有心，為事之計，西北端起，非余所初計。余隻身來京，期了去，以救國家身，勿日本帝國主義所快，不期有今日，余不願留求一身，而使事變，更生枝節，余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余當負其責也，願張氏子孫為國為家，同日本不共戴天之仇，願世世勿忘，傳弟、妹、子、侄、女、甥、兒全體。」（《飛機駕駛員海嵐‧里昂所收藏的有關西安事變的重要私人檔案》）
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蔣介石伉儷由張學良陪同登機離開西安。次日回南京。委員長英雄凱旋，南京民眾欣喜若狂，爆竹震天，全國上下萬眾歡騰。
日本歷史學家松元一男在《張學良和中國》中說：「在西安事變裡獲益最多者是中國共產黨，……拜西安事變之賜，赤匪得以甦生、發展而取得天下。」這是事實。從另一方面看，蔣介石逢凶化吉，也是中國不幸中之大幸。神護佑他闖過死關。在日本全面入侵時，以必死之氣概、超人之遠見，領導中國打贏了衛國戰爭。
張學良劫持領袖，兵變逼宮，實屬死罪。但他負荊請罪，自首歸案，對局勢已無大礙。他在東北易幟、中原大戰時的功勞，使蔣介石懷有惻隱之心，赦他不死。蔣介石厚待張學良，並吩咐張學良多讀書。
張學良日後悼蔣所書，兩人「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讎」。
蔣介石在一九三七年的證道詞中說：「事變既平，叛首自知為魯莽滅裂，貽禍國家之舉動，深為惶恐。然余遵主耶穌饒恕人七十個七次的訓誡，應予以自新之機。」（〈耶穌受難予余之教訓〉，一九三七）
共黨奸詐
根據前美國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著《蔣介石與現代中國》（林添貴譯）陳述，「周恩來從延安回報時，毛澤東簡直不敢相信，蔣只是出言保證說會停止內戰。他擔心幾天前似乎落入掌中的這位大敵，現在已不受控要大舉迅速、殘酷的報復。周恩來說，蔣『可能不會食言』。他以調侃的口吻說：蔣自命為英雄人物，會言出必行，雖然周認為這種品格是虛榮心。毛澤東想起自己從前也是這樣諷刺蔣的天真，毛認為，蔣就像阿Q一樣，對自己的美德和真誠以及中國的傳統充滿幻想，中共正好可以好好利用他這一點天真。共產黨表面上對委員長畢恭畢敬，但內心裡卻靜待時機。」
陶涵卻認為，「蔣介石的確沒有公開承諾任何條件，大可迅速調集大軍包圍延安。中共在陝北的三個紅軍兵力只有五萬人左右；其中只有兩萬九千六百五十人有槍，而且他們沒有空軍。蔣氏統領大軍兩百零二萬九千人，其中三十萬人受德式訓練，有八萬人更是配備德製武器。此外，他擁有三百一十四架軍機，六百多名戰鬥機飛行員。甚且，斯諾說『他安全脫險後全民擁護的聲勢極大，證實他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如日中天，遠勝於中國現代史上任何一位領袖。』以民意而言，這是發動攻擊的最佳時刻。」
「但是，蔣介石果如周恩來預見，他信守承諾、停止『剿共』。甚且，還開始每月撥款二三十萬元給中共部隊。」「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拒絕為統一戰線背書，重申必須反共到底。不少中央委員依然相信和日本合作而非和共產黨合作，才是恢復中國主權的道路。但是蔣介石執意要做，下令對西北紅軍根據地開放貿易，部分恢復郵電服務。」
蔣介石因為相信中共黨員也是中國人，也會愛國，拿出誠意對待中共：
「當時實在相信共黨是有悔禍歸誠、共同禦侮的誠意。而且我討伐匪軍的宗旨，一向認為中共黨徒是中國人，終必愛中國。只要政府加以相當制裁，不難使其就範聽命；只要他放棄武裝暴動，自可與其他政黨一樣通力合作，為革命救國來努力。所以自十九年剿匪開始，直到二十五年為止，我對共黨的方針始終是剿撫兼施的。我認為共黨這次共赴國難的宣言，就是我們政府精誠感召的實效。當時一般愛國有識的人士，都相信這是政府政策的成功，也就是民族抗戰勝利的朕兆。
「不料共黨此後的行動，完全與他的諾言相反。這固然是我自信太過，卒至重大的挫敗，亦可證明共產黨徒畢竟是共產黨徒。他們決沒有所謂祖國愛與民族感。他共產黨徒不僅是不愛國，而且是蓄意賣國，甚至為了他共產主義祖國蘇俄，即使亡國滅種，亦所不惜。這一事實的嚴重教訓，雖對於我個人是一種無比的恥辱，而對於今日自由世界反共鬥爭，卻不無貢獻的價值。」（《蘇俄在中國》）
「中共向全體黨員發布秘密公告，宣稱搞統一戰線只是策略，使黨既能抗日又可『千百倍』擴張勢力。蔣也看到這份公告，寫下：這顯示『共產黨的奸詐』，但是他並未公開宣揚這個觀點，繼續把中共當作忠心的小老弟看待。他也放棄削弱軍閥的努力，現在全神貫注到準備抗日。他需要全國團結以及蘇聯的軍援。」（[美]陶涵著，林添貴譯，《蔣介石與現代中國》）
中共為示「守信」，停止新的沒收土地做法，但早先占走的土地則不予歸還；停止反國民黨的宣傳；擁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斯諾觀察到，這些改變「並未影響中共的基本理論、方案或自主地位」。蔣氏對這一切全都心裡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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