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以來，北京女孩張佩已自殺三次；2018年12月11日後，西安大學城的不少學生陷入深深的惶恐；2012年薄熙來案發，胡錦濤因案情披露出的一個細節而震驚；2013年底北京市國安局局長落馬後，習近平震怒不已。從草根百姓到中共總書記，他們身份迥異，但有一個共同點——都是私隱被侵犯的受害者。
2018年12月11日，華商報、澎湃新聞等陸媒報道說，有市民爆料西安城北大學城內一家酒店，插座裏暗藏錄像頭，正對著床，已拍了1200個約14G影片。市民已經報警。該酒店毗鄰多所大學，平日生意不錯，周末經常爆滿，得提前預訂。爆料人稱已在派出所內看過偷拍影片，「最擔心已經在網絡上傳播了。」
偷拍成禍 14億中國人無私隱
最近在大陸網絡流傳的網文《別脫衣，床邊有個錄像頭》，講述了北京女孩張佩的遭遇。
2018年2月裏的一天，成為張佩的夢魘。那一天她與男友在酒店夜宿，遭偷拍且影片在中國的黃色網站上傳播。男友在壓力下與她分手。10個月內，她三次自殺，未遂。文章稱在中國，和張佩有類似遭遇的女孩，已經多到無法估算。
2018年10月，一對在某長租公寓住了半年的夫妻，意外發現床邊插座裏竟藏有錄像頭，在看不到的第三隻眼面前，他們直播了半年夫妻生活。另一對夫婦2017年新年期間住進一家五星好評的民宿，結果他們震驚地發現，面積僅20平的房間裏，竟然安裝了3個隱秘的錄像頭。
在網絡上，有個檢查房間內是否有錄像頭的四步曲，廣為流傳：關燈——打開手機相機——如果發現紅點——說明有錄像頭。
然而如今的錄像頭，早已更新換代，針孔改為隱形，無光夜視只是標配，即使斷電也能續航24小時或更久。技術發展讓偷拍幾乎無跡可尋。
偷拍之禍多年來在中國越演越烈。中共黨媒2017年甚至發微博，「教育」民眾哪些場所容易被偷拍，哪些物品容易被裝錄像頭。然而黨媒的「教育」反而更讓人疑神疑鬼：不管甚麼地方，都能隱藏針孔錄像頭；不管甚麼東西，看著都像針孔錄像頭。
該文揭示了一個可怕真相：偷拍，令14億中國人再無私隱。
從商場、公車這類公共場所到租房、酒店等私隱場合，從細微難察的針孔錄像頭到無跡可尋的隱形錄像頭，偷拍這種陰暗行為，在大陸越演越烈，已強行滲入中國人的公眾生活，演變為民眾厭惡但只能無奈忍受的禍害。
中共官場偷拍成風
而且，不僅僅是升斗小民、中共權貴們，甚至最高層亦難逃被偷拍（或竊聽）。
2012年王立軍出逃美使館後，美國轉交給中共關於薄熙來密謀政變的證據，揭示出薄熙來曾經對胡錦濤等中共高層實施竊聽。
2013年底北京市國安局局長梁克落馬，被披露曾奉周永康之命，對習近平、李克強等高層進行竊聽。
2015年1月國安部副部長馬建落馬後，被披露曾策劃主導偷拍前北京副市長劉志華的淫亂影片，以及曾主導對習近平等高層進行竊聽監控。
從薄熙來、周永康，到最近被判無期的馬建，這些落馬高官不但揭開了中共內部貪腐、墮落和生死相搏的殘酷真相，同時也牽扯出中共官場上的「偷拍風」。
《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曾報道過一個震撼性的故事，一個叫齊紅的男子從上百名中共官員的汽車、辦公室、臥房先後拆出三百多個竊聽偷拍器材。最密集時，一周內拆出四十多個。
齊紅稱，為防止被暗算，大陸官場現在流行在桑拿房談交易，大家赤裸相見，可以最大限度減少被抓把柄的機會。官員與商人交談前，也要相互擁抱，藉以查驗對方有沒有帶竊聽裝置。
美國公共廣播電台（NPR）記者郎菲特（Frank Langfitt）與齊紅交談過。他花三十五美元買了一套簡單的竊聽器偵測裝置。他在一個朋友的辦公室裏試用了該裝置。五分鐘時間裏，他在檯燈、幾部電話和傳真機裏發現了若干竊聽器。
無論是官場盛行的偷拍之風，還是民眾痛恨的偷拍之禍，都映射出一個沉重的事實：在全世界監控最嚴密的中國社會，從升斗小民到最高掌權者，都無法保護自己的私隱。
偷拍在中國為何成災
偷拍，侵犯他人私隱，輕則損名，重則害命。中國社會對於偷拍現象，多年來已展開許多討論。
然而在中共黨文化洗腦和輿論控制下，中國社會對於偷拍這種侵犯私隱的行為，大致有兩種觀點：
第一，偷拍是為滿足人的陰暗心理，因為有利可圖，所以會形成偷拍產業鏈；第二，其它國家也有偷拍，全世界都一樣，所以中國的偷拍之禍無解，只能人人自危。
只是，事實果真如此嗎？
在中國，偷拍肆虐的背後，的確存在利益需求；更深層的原因也確實是為滿足一些人的陰暗心理，甚至淫邪慾望。然而，中國大陸與其它國家，不一樣。
在外國，哪怕是在陸媒最常提起的南韓，偷拍雖然存在，的確也有人以此牟利；然而整體社會環境，從文化到司法都是抵制、打擊這種侵犯私隱的不道德行為。
但在中國大陸，偷拍不再是人人為恥的陰暗行為，不再是個別人偷偷摸摸的舉動，而是催生出了有著龐大需求的、滲透整個社會的產業鏈。
甚至於偷拍（或竊聽）在中國不僅衍生出產業鏈，更是變異形成一種病態的「特務文化」。從政府官員到平民百姓，當內無道德律己、外無法律威懾時，無論是出於窺秘、淫邪或權鬥等何種慾望，人人都可能為之。
如果說，中共通過系統地破壞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將中國推入全民搶錢、放縱情慾、腐敗透頂的時代，是在悄無聲息地打開偷拍（侵犯他人私隱）的慾望大門，那麼中共「與民為敵」的體制和「法治」，就是明火執仗地為偷拍推波助瀾。
最典型的例證，就在於偷拍的官方和民間稱呼上。在中共統治下，偷拍是基於民眾角度的說法，在官方應該叫做「監控」，而且還有許多冠冕堂皇的名字，例如「天網工程」、 「雪亮工程」、「平安城市」等等。
中共監控（偷拍、竊聽）民眾的「平安城市」計劃，早在2017年就已在全國部署了逾1.7億個錄像頭；其中公安部門直接掌握的「天網」錄像頭就有2000萬個。中共甚至還定下「宏大」的監控目標：2020年實現「全域覆蓋、全網共享、全時可用、全程可控」。
中共欲實現對民眾無所不在的監控，意味著中共要最大程度的剝奪中國人的私隱權。在這種大環境下，偷拍為何在大陸成災，不言而喻。
中共除了用「各國都有偷拍」的輿論宣傳，為這種特務文化變相洗白之外，更多的還是用司法為偷拍開路，在大陸營造出一個默許，甚至縱容偷拍的病態社會環境。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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