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底，韓戰正酣。共產黨殘害地方菁英的政治運動「鎮反、土改」剛結束，毛澤東又發動了一個他稱之為「如同鎮壓反革命鬥爭一樣重要」的「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簡稱「三反」運動。
「中國防愛第一人」高耀潔醫師還是學生時親歷三反五反，她描述三反五反是中共為了鞏固政權，發動的政治運動，以殺害工商業界富裕人士為重點。「三反運動是五反運動的前奏。那時朝鮮戰爭打的很激烈，發動三反、五反運動可以撈到一大筆錢財，暫解經濟花費之急，又可清除異已，這是一舉兩得的好事。」
1952年1月，毛澤東下達《關於立即限期發動群眾開展「三反」鬥爭的指示》：「限期展開鬥爭，送來報告，違者不是官僚主義份子，就是貪污份子，不管甚麼人，一律查辦。」
這一「限期」，這一「違者一律查辦」，立刻造成全國範圍的恐怖氣氛，各級幹部誰都怕當「違者」。為保烏紗帽，幹部胡亂揪鬥，全國一片肅殺。
而毛澤東坐在中南海閉門造車，在毫無根據的情況下預言：「全國可能需要槍斃一至數萬貪汙犯才能解決問題。」
三反規定「老虎」數量 不論是非先定罪
毛澤東將貪汙一億元（舊幣，折新幣一萬元）以上的稱為「大老虎」、五千萬（折新幣五千元）以上的為「中老虎」、一千萬（折新幣一千元）以上的為「小老虎」。不停地下達一個又一個指示，催逼各地捉「老虎」。
由於毛澤東屢屢發出「追加新任務」、「增加打虎預算」的指示，各地不僅追加打虎指標，而且打虎有「必成數」和「期成數」。「必成數」是必須完成的，「期成數」則不怕多，越多越好。各單位各部門的「打虎隊」製造了無數的冤假錯案。
毛還給各大、中、小省 下達打虎指標：
「河北省（不包括京津兩市）人口三千萬，規定打小老虎二千三百隻，大老虎二百隻，這是適當的。請各省按照人口及其他特點規定字跡的打虎計劃。由此可以估計，每一個小省應有大小老虎幾百隻，每一個中等省和大省應有大小老虎一、二千隻至三千隻。」（2月4日）
「你們說浙江全省可能有一千萬元以上的大小老虎一千隻以上……像浙江這樣的省，可能有大中小老虎二千至三千隻，或者還多，這還沒有包括社會工商界。」（2月5日）
前作家出版社（中共中央一級出版社）社長韋君宜「三反」時在中國青年雜誌社擔任總編輯，她回憶，當時每個單位必須打出百分之五的「貪污份子」，雜誌社總共只有十四、五個人，都是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除了管一點微乎其微的每期稿費，別的甚麼錢也沒有，真正是個清水衙門。可是不行，中央文件下來了，於是沒辦法，我們只好查。」
「一個才十九歲的小姑娘王崗淩，天天打算盤算自己的賬，急得人都瘦脫了形。青年編輯丁磐石，寫過《思想改造性急不得》這樣卓有見地的文章，卻因為在交本月小組黨費的時候自己忘了帶錢，馬馬虎虎把別人的五角錢寫在自己名下，就成了『老虎』。」
「三反」連赴朝鮮作戰的志願軍也不放過。毛澤東妄加猜測，給志願軍黨委下達指令：「照我推測，在一百多萬志願軍中很可能捉到幾百隻大小老虎，你們應為此目標而奮鬥。……為了清出他們，必須對於有貪汙嫌疑的人大膽懷疑。」
五反打擊「資本家」 多數是小商販
「三反」運動剛剛開始沒多久，中共就又發動了以工商界人士為目標的「五反」運動。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這「五反」是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目標則是資本家，即中共稱謂的「民族資產階級」。
當時中國經濟凋敝，資本家並不多，標準低到資本在二千元以上的就算是資本家，劃資本家多多益善。全國被定為「資本家」的八十六萬人，百分之八十資本在二千元以下。
如江蘇南京市九千名資本家中的7,000名，近百分之八十是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浙江建德縣274名資本家中，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和其他勞動者也約佔百分之八十。廣西寧明縣123戶資本家，僅兩戶資金超過兩千元。其餘的121戶，平均資金僅130元。
上海一汽車零件經銷商企業主高天民就是五反的受害者。他最後以「交代」「行賄、偷稅、漏稅一百六十萬元」而得以過關。他說：「其實這一百六十萬的天文數字，早已超過了我店裏那些年的營業總額，更超過了實有資產……根本不用辯論就可以看出這數字的虛假。」
整個上海市「清算」出資本家違法所得高達十萬億元（新幣十億元），竟比全市資本家1951年的實際所得還要多；其實全國都是如此。
企業家五反遭劫
真正富有的企業家遭到的迫害就更嚴重。當時中國有一著名的民生輪船公司，其創辦人是出身貧苦的四川省合川縣人盧作孚。抗戰中，民生公司在日寇的炸彈下將大批難民、國家財富搶救到四川大後方；期間一百多名員工犧牲，16條船被日軍炸沉。
盧作孚在1938年即在重慶認識了周恩來。1950年，周派人赴香港與盧聯絡後，盧秘密離開香港到北京，擔任全國政協委員。
1951年春，盧作孚逐步將滯留香港的船隻駛回中國。冬天，盧赴京開會，周恩來表示希望他到交通部擔任負責工作。盧決定處理完香港撤船事宜後再赴任。但1952年1月初離京返渝時，正值「五反」高潮，他被指為「不法資本家」無情鬥爭，遂於2月8日自殺身亡。公司副經理及大船船長以上骨幹則幾乎全部入獄「審查」，其中兩人被處決。
盧作孚的廉潔有口皆碑。美國雜志《亞洲和美洲》曾這樣評說盧作孚：「一個沒有現代個人享受要求的現代企業家，一個沒有錢的大亨。」他不拿民生公司的股份，連住房也是借的銀行宿舍，傢俱則是向民生公司借的。辭世前他留給妻子一紙遺書，上面只有兩行字：「把傢俱還給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們過。」
另一個著名案例是上海四大食品公司之一的「冠生園」創始人冼冠生，其生產的糖果、點心、罐頭等食品馳名中外。冼冠生經營食品業重視「本心」，即事業心和責任心，要求全體職工把冠生園當成一種事業齊心協力，同時重視食品健康，對顧客負責。
「五反」運動開始，中共下派的工作組動員工人批鬥冼冠生，1952年4月21日，在被工人圍困在辦公室裏兩天後，不甘受辱的冼冠生從冠生園的樓上縱身一躍，終年64歲。
奪財迫害引發自殺潮
三反五反運動讓企業主們變成「老虎」，個人尊嚴、資產、事業等各方面都備受迫害。以上海為例，除了對資本家沒日沒夜地批鬥，重點還在強迫「繳稅」。「五反」之一的所謂「反偷稅漏稅」，是從光緒年間上海開埠算起，企業主傾家蕩產也交不起。
很多從商人士因此被迫攜家人一同自殺。「成了1949年以來、自殺又出現一個高峰，多少空降部隊？」據上海從52年1月25號到4月1號的不完全統計，因運動而自殺者就達到了876人。
廈門大學教授謝泳曾撰文記述：「僅上海一處，自殺、中風與發神經者，即不下萬人。自殺方式以跳樓、躍江、觸電、吊頸者為最多，法國公園與兆豐花園樓叢中，經常懸死三五人不等，馬路之上，常見有人自高樓跳下，跳黃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掃而空，其它天津、北京、武漢、重慶、瀋陽、廣州各處商阜，以及凡有工商業之全國大小市鎮，無不有同樣事。」
當時上海高樓旁無人敢走，都怕「飛來橫禍」……共產黨對中國人的迫害，實在罄竹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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