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躺在冰櫃裏已經10年了，死的時候是42歲。 2008年2月6日，他因「奧運安保」被抓進看守所，8天後死亡。他年邁的老母親至今都以為他還活著。他是一個樂手，畢業於北京大學。在公開場合，他的名字不再被他的樂隊提及，換了樂手的樂隊，目前仍活躍在大陸樂壇。他的很多朋友、同學不能公開紀念他，對他的死諱莫如深。他的名字被中國官方網站屏蔽，他叫于宙。
1966年5月20日，于宙出生在中國東北松源的紅旗農場五隊，也叫七家子，位於前郭爾羅斯蒙古自治縣，隸屬於吉林省。
小時候于宙就比一般孩子「傻」，于宙的姐姐於群介紹，「他個子比同齡孩子高，但有孩子打他，他也不會還手。我替他報仇，找機會把那孩子給揍了，他還不領情，說你打他幹嘛呀？稍大一點的時候，村裏有人家宰牛，他還會為牛哭起來，我們那時都笑話他。他還木呆呆地，吃的啊！玩的啊！甚麼事都不往前搶，也不爭，那時候東西少……」
11歲時，于宙全家搬到了長春農安縣。
1985年，他考上北京大學西語系法國文學專業，他是當地的文科狀元。
當于宙帶著少年的文學夢想來到北京時，北大作為精神意義的象徵，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50年代北大的院系調整及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文革時期的大字報、打老師，及後期「梁效」（即「北大、清華大批判組」的化名）的「批林批孔」，使北大學人的尊嚴早已喪失殆盡。1986年開始肅清「資產階級自由化」，那之後北大的自由，就更多體現在男女交往的隨意，及西方現代文藝思潮的自由湧進了。
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離經叛道讓學生們興奮不已，追求個性解放的文學藝術當時成為主流、先鋒、實驗的文藝演講在北大到處都是。于宙從不激烈地反對甚麼，他的口頭禪是「我是農村人，不太懂」。當時也在北京上學的姐姐說：「他不願故作高雅，所以才強調自己是農村人。其實我父母都不是農民，我父親農大畢業，我母親是小學老師，我家有非常多的外國文學書，也是因為他看了很多書，才想到北大學法國文學的。」
當大家想著將來幹甚麼、怎麼發展時，于宙吊兒郎當，找女孩談談戀愛，或者彈彈吉他。一些在別人看來很不現實的東西那時就開始困擾他了，他當年的一段詩留下來：
走啊走
走到一個大門口
推開了門
往裏面看
裏面甚麼都沒有
「一點詩意沒有」，多年後他妻子回憶：「但嚇了我一跳，修煉後我才能理解它。」
1989年，北大學生的政治熱情開始高漲，他們希望中共能夠在內部改進，能夠更加民主、自由。臨近畢業的于宙，和大多數學生一樣，該去的地方他都去，三角地看小字報、遊行，天安門廣場也去了，「總是要去支持的」。但他對國家大事沒有熱情，也不喜歡政治，6月4號之前他就趁亂到農村玩去了。
畢業時國家安全部曾去他們系挑人，政審，于宙不想去：「祖宗八代都查，那不就是當特務嘛！」最後他選擇到北京外文局當翻譯。
外文局是中共對外宣傳的喉舌，他所在的《北京周報》法文部就是周恩來親自命名的。于宙喜歡奧林匹亞打字機的聲音，「像音樂一樣悅耳」，但翻譯中共領導人的講話讓他厭煩。當時如果想掙外快，還可以加班翻譯《鄧小平文選》。
工作之餘，剛剛畢業的大學生經常搓麻玩牌，那是六四以後嚴酷的政治氣氛中，最為放鬆的流行娛樂了。于宙不會搓麻，大多時間就是撥拉一把吉他，有時和朋友褚福軍等聊聊文學。（褚福軍，又名戈麥，北大中文系畢業的詩人，當時在外文局工作。）
1991年，褚福軍負石塊自沉萬泉河，這讓于宙很有感慨。他後來說，如果沒有真正的信仰依託，沉浸在純藝術裏的人生其實也是沒有出路的。
在北京城的于宙，執著地想念著他出生的地方，他經常閃著單眼皮的小眼睛，孤獨地吟唱：
總是在夢裏，
又回到老地方……
他出生的地方只有幾十戶人家，家家都敞著門過日子，不太擔心丟東西，東西被偷也知道是誰幹的。
他說起村裏的蘆葦塘，裏面有大天鵝，叫「長脖子老等」，「沒啥稀罕的，北京也會有」。有一次，在北京一條發臭的護城河邊，他堅持說不遠處的石頭上，站了一隻「長脖子老等」。朋友和他打賭，走過去一看，果然不是，一個灰色塑料袋纏在了水泥澆灌的石頭上。
多年後他回老家找，也沒看到一隻「長脖子老等」，他喜歡的東西都消失了。
不能適應機關生活的于宙總被領導「談話」，最嚴重的違紀是：沒有經過申請，他就和外國專家私自接觸。領導也沒把他咋樣，他倒是決心自動離職了，那時候，和他一起進外文局的同事，靠翻譯《鄧小平文選》，農村老家都快蓋上房子了。
1991年于宙從外文局離職下海，當時也不是想掙甚麼大錢，他只是想換一種生活。
「我們都認為他沒有做生意的頭腦，有時還缺心眼。」一個北大同學回憶，但出乎意料，他掙了大錢，「他是頭一個用手機給我打電話的人，我記得太清楚了，因為那時候大家也只有個數字呼機。我能在電話裏聽到呼呼的風聲，他在街上給我打電話！那年代，不可想像啊！」
拿著磚頭一樣的「大哥大」，叼著雪茄，于宙成了一個「倒爺兒」，前呼後擁，每天都是飯局，然後帶客戶到酒吧唱卡拉OK。他經常唱《凡人歌》：「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間，終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閒。既然不是仙，難免有雜念，道義放兩旁，利字擺中間。」
開始還牛哄哄的他很快就感到痛苦了，那段日子後來被他唱成了搖滾：
錢是好東西
名是好東西
可是除了名和利
在人群之中又能得到甚麼東西！
為何不逃離
能不能不去……
他對妻子說，不想做生意了，「我想幹自己喜歡的事情」。
常去的酒吧裏，一對駐唱的北漂歌手吸引了他，他羨慕不已：「像他們那樣生活多好，不用花錢唱歌，還能掙錢！」幾年後，他與這對北漂的小娟和黎強夫婦組建了民謠樂隊。
他要搞音樂，1994年從北京飯店撤了出來。他的同學再次吃驚：「居然又玩上搖滾了，于宙連譜都不識！」不識譜的他靠錄音機寫歌，腦袋裏一有了旋律，馬上就打開錄下，找樂手排練、演唱。他參加各種聚會，與各種人接觸，每天都好像要出去找甚麼，然後是每天都找不到。他寫的歌也沒人能理解：
當我發現自己的時候，
正在跟著人群往前走
…………
再回頭看看我的所有
面對死亡就是一堆垃圾
可我還沒有找到甚麼東西
能讓我投入心甘樂意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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