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時任中澳鐵礦項目(SINO)的礦業經理Tim Ryan在施工現場。(Getty Images)
2010年時任中澳鐵礦項目(SINO)的礦業經理Tim Ryan在施工現場。(Getty Images)

多年來中企海外投資併購出現不少失敗項目,習慣運用政府強權管理企業的方式,為何在海外行不通?從投資、經營策略到處理勞資關係以及環境保護問題,中國企業與海外接軌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西澳洲最高法院近期就中國企業迄今為止最大的海外「綠地投資」項目——中信泰富中澳鐵礦項目(SINO)的專利案做出判決,中企再次敗訴。

從2005年以來,澳洲是接受中國投資第二多的國家。「海外收購是一項高風險的長期投資活動,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失敗的項目,交了大量學費。」中共智囊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宏淼表示,在澳的中資國企虧損似乎是常態。

中信泰富案失敗典型

那麼賠錢厲害的原因是甚麼?作為迄今中國在海外礦產資源領域最大的一筆投資,中信泰富中澳鐵礦項目可以說是典型例子。

2006年,中信泰富與Mineralogy公司簽署協議,以4.15億美元全資購得西澳兩個礦山企業的全部股權,兩者分別有10億噸磁鐵礦資源。

但11年來麻煩不斷。不光是投產時間因多個原因延期,還有開發成本超出預算五倍,加上鐵礦石價格暴跌以及衍生金融投資縮水,再到現在的官司纏身。

據路透社11月24日報道,中信泰富需賠付合夥人Mineralogy公司約1.5億美元,此外還要在未來30年每年向Mineralogy支付1.5億美元特許經營費用。就此一判,未來30年,中信泰富累計損失45.6億美元。

因為連續3年對該項目進行減值撥備,中信泰富母公司中信集團的資源能源業務至今仍賬面虧損10.4億美元。

中企海外投資不受歡迎的原因,大致可歸納為以下4方面。

一、有錢任性花大錢買次品

2008年,中石化花費18億美元收購加拿大Tanganyika石油公司100%股權,獲得該公司在敘利亞和埃及的石油勘探及開採權。隨後很快發現,後者的油田並不是中石化試圖收購的易開採、適合煉化的「甜油」,而是含硫量高、煉化成本比「甜油」高一倍的「苦油」。

而且,目前中國和敘利亞當地都缺少煉化高硫油的技術和設備,高硫原油也因低於交易標準不被世界原油市場所接受。由此,100億人民幣的投資就打了水漂。

這是典型的有錢任意買的教訓,而且還不只中石化一家中企。同年,中鋼集團也用約10億美元收購澳洲中西部股份有限公司,獲得該公司位於澳洲西部礦山的權益。但是,收購完成後,發現收購的不是赤鐵礦這類優質鐵礦,而是開發成本高、價值低的磁鐵礦,面臨直接虧損近十多億美元。

中鋼的澳洲投資幾乎就是中信泰富的翻版,同一個錯誤,居然能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在兩家大型國企相繼上演。

紐約時事評論員朱明博士表示,國企在收購海外礦產之前,不對礦產具體情況進行調查,才導致巨額投資虧損頻發。

「因為是中共國企,失誤決策沒人會被追究責任,所以最後都是不了了之,錯誤照樣犯,有錢任性隨便買,最後還是中國納稅人買單。」他說。

二、低價競標伺機提價碰壁

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中共國企向來以「價廉」投標,在中標且工程開工後再「挾工程以自重」要求業主變更工程,支付更多工程款項。

這種「項目二次經營」的潛規則在國內乃至中東、非洲等地似乎屢屢得手,但在歐盟國家等民主國家卻碰了壁。

仍以開篇的中信泰富為例,在澳洲政府批准該投資不到6個月內,中信就選中了國內的總承包商中冶集團,合同金額是17.5億美元。

澳洲顧問曾質疑,一個規模只有其一半大的項目都需要50億美元和5年完成;而承包商中冶表示,只需3年時間,就可以用25億美元完成該項目。

結果是7年後(2013年),中信泰富與中冶解約,自行接管了剩下的4條生產線建設施工。根據中信當年的財務披露,該項目累計投資99億美元,負債36億美元,資產估值不到70億美元。

如果說中信泰富是輕信「老鄉」的話,沒有做足大型項目運作前期準備,那麼中企中標波蘭高速公路項目、最後遭波蘭政府索賠17億元的例子更具深意。

中國海外工程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中海外)是中國鐵建集團的全資子公司。2010年,其以低於波蘭政府7.9億美元(28億茲羅提)預算一半的價格(3.7億美元)中標波蘭A2高速公路A、C兩個標段,波蘭同行認為「世界上誰都不能以這麼低的價格修築高速公路」。

當項目進行到中期,中海外以項目說明書描述不清、地質情況負責導致成本大增向波蘭方面要求追加2.5億美元工程款,寄望通過「項目二次經營」彌補A2公路項目的損失(若提價2.5億美元,則整體工程價格接近波蘭政府原預算)。

因歐盟法律規定公共工程不允許修改初始合同,波蘭政府拒絕了中海外的提價要求。同時,波蘭政府依據合同給中海外為首的聯合體開出了2.6億美元(17.5億人民幣)的賠償要求,並禁止中海外參加波蘭市場公開招標3年。另外,中海外為首的聯合體4,500萬美元(3億人民幣)的銀行保證金也遭到波蘭政府凍結。

多家分包商和供應商也起訴中海外,要求賠償拖欠的工程款項。直到2017年7月5日,6年後,中海外才與分包商和供應商結算完畢款項,而在簽署和解協議後,對方撤訴。

三、勞資糾紛買通關係行不通

中企在海外尤其容易在「勞資」問題上摔跟頭,因為國內外處理工會的方式完全不一樣。最早的例子是1992年,國企首鋼以1.18億美元買下秘魯國有鐵礦公司98.4%的股權後,就不斷遭受罷工困擾。

當時,首鋼與當地企業工會組織簽訂了多達35項的福利條款協議,包括招聘職工及其家屬全部享有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居住和免費水電等。但是顯然,首鋼並沒把工會及勞動合同當回事。

因為中共工會的存在價值是幫助中共政府與企業管理、安撫工人,並非為工人爭取權益。根據新華社2016年的報道,當時首鋼派出170餘人的管理隊伍,按照國企管理思路,在各個班次安排中國班長帶班。

在當地,首鋼用金錢刺激鼓勵工人加班,並用高壓管制提高勞動強度和延長工時,照搬國內模式的結果是:秘魯工人組織「礦業工人工會」罷工抗議。

據《礦業周刊》(MiningWeekly)的報道,鐵礦工人開啟無期限全面罷工,要求漲工資,因而罷工導致礦山全面停產。對首鋼而言,這些已是一年一度的「常態事件」。

那麼首鋼的應對方式是甚麼?照搬在中國(大陸)解決勞資糾紛的經驗,或買通「實力人物」生硬處理,並寄望與當地政府搞好關係獲得支持,或採用小恩小惠關懷,用高工資籠絡秘魯籍高層管理人員,以此給工會一些威懾,並試圖用職工代表大會取代工會。

這些舉措非但不奏效,反而導致勞資矛盾進一步緊張。隨後首鋼被迫改變策略,累計撤回約130名中方員工,並開始讓秘魯人管理秘魯人,讓後者負責與當地工會組織協商工資、罷工等事宜。據悉,現在首鋼的礦工工資是當地平均工資的兩倍。

在非洲投資的國企背後有中共國家資金支持,但那些私人中資企業就沒有那麼幸運。由於沒有達到當地薪酬標準,導致與當地政府、執法部門衝突,最後弄得兩敗俱傷的實例也不少。

據悉,2011年年初,南非全國1,058家中資製衣企業中,共有562家低於當地的最低工資,未達到法定薪酬標準。尤其是在被稱為「華人紡織城」的紐卡索(Newcastle),大部份華人製衣廠因此收到巨額罰單,最高罰單金額甚至高達29萬美元(400萬蘭特)。

1990年從上海來這辦廠的劉姓業主說:「原來我們自豪地介紹,紐卡索是最大的加工基地,現在變成違法亂紀最集中的地方了。」

本來製衣行業就處於產業結構的最底層,沒有定價權,一方面要面對中國大陸服裝出口的利潤擠壓,另一方面當地越演越烈的勞資衝突,更把業主推入存亡絕境。

四、罔顧環評硬上馬後患深

2016年10月19日,中國五礦集團旗下香港上市公司五礦資源(MMG)發佈公告稱,其位於秘魯的Las Bambas銅礦項目營運現場附近,發生一起抗議活動,通往該礦的道路被當地示威者封鎖。示威者對運礦卡車在當地公路通行而不滿,理由是這些裝滿銅精礦的卡車污染了當地土地。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當地居民抗議該項目,五礦也不是唯一一家在秘魯遇阻的中國礦企。

上述提到的首鋼,在20多年來,因為違反當地環保法規受到4次罰款,其中包括向大海傾倒廢水。還有中國鋁業在2014年3月,因將廢水違規排放到當地兩個湖中,而被秘魯官方叫停。

除礦業外,海外燃煤電廠投資也是中共全球性外包污染環境的例子。根據中東歐銀行監測網絡的研究,中國在海外提供資金支持,近年興建了約80個煤炭發電項目,總容量可達52千兆瓦。在輸出這些項目到歐洲、非洲、拉美地區的時候,中共也將污染排放外包給了它們。

來自中國的「棕色資產」投資(化石燃料密集型能源基礎設施),正在侵蝕一些極需保護的生態區域,如拉丁美洲的亞馬遜雨林以及南半球的巴塔哥尼亞冰原。

當然,這些破壞環境的投資項目被曝光後,也遭到投資東道國民眾的強烈抵制。

《麥肯錫季刊》曾在2014年2月發佈題為《揚帆海外:中國國企的世界夢》的報告指,深入觀察中國企業的國際化軌跡,可以看出目前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總體水平還處於初級階段,國際化進程上經歷著跌宕起伏,而國際化成熟度仍然偏低。

諮詢公司麥肯錫3年前的這番話現在看來仍然中肯,習慣運用政府強權管理的中企還不習慣在法制環境下經營,靠中共黨文化思維模式,拉關係走後門基本上行不通。中國企業在真正成為全球贏家之前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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