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多個學者和民運人士揭露,曾慶紅在民運人士中佈局多年,企圖在中共政治變動中主導大局。同時,他還操控海內外特務,滲透和控制了多數海外中文媒體和民運組織,操控他們反過來打擊中國異見人士以及黨內政敵習近平。

中共風雨飄搖之際,又恰逢19大前激烈的黨內博弈。圍繞19大的放風造勢,以及有關中共命運的討論,攪動海內外輿論場。在引領輿論的海外中文媒體和所謂民運反共人士中,有一人的影響不容忽視,就是江澤民智囊曾慶紅。

王軍濤:曾慶紅佈局民運,企圖操控中國政局

中國民主黨全委會主席王軍濤2017年6月6日於紐約紀念「六四」28周年大會發言。(林丹/大紀元)
中國民主黨全委會主席王軍濤2017年6月6日於紐約紀念「六四」28周年大會發言。(林丹/大紀元)

2013年,「六四」民運人士王軍濤曾對媒體表示,曾慶紅是一個想朝野通吃的人。他90年代曾經在民運中佈局,謀劃在中國果真發生政治巨變的時候,讓他控制或影響的力量掌握大局,或者由他主導朝野互動。

據〈中國發展戰略中心2004年新春文告〉一文介紹,被共產黨官僚們視為洪水猛獸的民運人士,曾慶紅也會派人與他們接觸,了解他們的想法,給他們提供幫助,並親自批准一些海外民運人士回國。

曾慶紅的偽善和小恩小惠在一些政治異見人士中贏得了「開明」的口碑。曾被曾慶紅親自接見的上海學者李劫甚至相信,曾慶紅正不計毀譽地私下催生著未來的民主中國,是中國未來的戈巴卓夫。這正是曾慶紅希望達成的效果。

然而,精於權謀的曾慶紅,在一手將江澤民推上中共黨魁座椅後,中國在政治上不是更開放反而更倒退。曾慶紅為江澤民出謀劃策,鞏固權力,剷除異己,在政治改革上全無建樹。

曾慶紅老謀深算,野心也很大,並不滿足於一直輔佐江澤民,而是有心問鼎權力頂峰的人。2002年的中共16大前,他在面臨退休的江澤民支持下,曾一度挑戰胡錦濤,企圖攫取最高權力,但最後功虧一簣。

對於曾慶紅主導下,中共對海內外異見人士的策略,從旅美經濟學家何清漣的文章中可見一斑。

2015年,《美國之音》刊登何清漣文章指出,2000年到2008年,在曾慶紅主持下,對內,中共以「三個代表」理論營造了新階級以擴大其統治基礎;對外則大力推行大外宣,營造對中共更有利的國際輿論環境;對國內異見人士圈採用了滲透與引導的方式,讓他們感覺似乎有「黨內改革派」存在,將與民間異議互相呼應,促進中國政治改革;對海外民運則採取了收買與打壓並用的方式,讓本已潰不成軍的民運圈更加形同散沙。

何清漣分析,實現曾慶紅式的控制並非易事,需要能人控制並靈活運用手下各路人馬。當考慮到曾慶紅的力量與網絡在2009年之後介入了中共的權力鬥爭,並給習近平這位繼位者造成了種種麻煩之時,「除惡務盡」,「不留空間」就成了習近平的主導思想。

吳學燦:特工們偽裝成反對派, 破壞民運和維權,打擊黨內政敵

2014年6月1日,前《人民日報》編輯吳學燦在美國三藩市民權研討會談到,中共特務系統對內對外的滲透由來已久,但到了江澤民時代,這種滲透更是發展到遍佈各地、遍佈各行各業。

他引述評論稱:「除了那些以記者或官員身份作掩護的傳統特務外,更多的特務則是偽裝成反對派人士、民運人士,甚至是訪民、要飯的乞丐,還有一大批所謂的維權律師和人權律師。」

他表示,將特務偽裝成反對派,原本是為了監視反對派的活動。但是,發展到曾慶紅和周永康時期,這反對派的頭面人物幾乎都被他們派出的特務控制,甚至本身就是特務了。

目前,這些特務們的主要行動目標不再是真正的反對派,而是他們在中共內部的敵對勢力。以反對派的名義對這些人發起攻擊,既能有效地打擊對手而且贏得不明真相的人們的理解和支持。即使萬一不成功,也能嫁禍於反對派、敗壞反對派的名聲。因此反對派或民運人士的身份,是特工們最好的掩護身份。

這些混進民運隊伍中的特工,隨時按照背後組織的指令,以民運人士和維權鬥士的身份,像共產黨內的敵對勢力發起猛烈進攻,不僅可以魚目混珠,而且使被攻擊者左右為難。果斷鎮壓,就會留下鎮壓民主運動的骯髒交易;不鎮壓,黨內的敵對勢力就會更加猖狂。

吳學燦還總結了目前中共特工在民運隊伍中的三大作用。除了上述打擊黨內政敵之外,還可以腐蝕真正的民運人士,以及在關鍵時刻破壞民運和維權鬥爭。

吳學燦表示,海內外的民運人士都是經濟上比較困難的人。而這些裝扮成異見人士、民運人士、維權鬥士的特工們則有大量經費,可以用小恩小惠來腐蝕、拉攏民運人士,利用這些人的感恩心態將他們逐漸分離出反對派隊伍,甚至最後有意無意的背叛民運和維權隊伍。

而且,特工混進民運份子、異見人士、維權鬥士中的人士越來越多,甚至成為多數,就會掌握民主運動和維權鬥爭的節奏,關鍵時刻來一個回馬槍,對民運和維權鬥爭造成致命的傷害。

許志永(右)發佈的調查報告,稱錢雲會案件是一宗普通交通事故,引發大量質疑。(新紀元合成圖)
許志永(右)發佈的調查報告,稱錢雲會案件是一宗普通交通事故,引發大量質疑。(新紀元合成圖)

文章中特別提到錢雲會被大卡車軋死的事件。浙江寨橋村的維權村長,被大卡車軋死了。就在全國網民義憤填膺追查兇手的洶湧澎湃的浪潮中,幾個號稱維權人士、獨立知識份子的所謂名人,組成了所謂的調查組,短短兩三天,就作出了「普通交通事故」的結論,引起全國網民一片驚愕之聲。

然而,這個調查組的成員都是赫赫有名的維權人士、公民代表。尤其是為首的那一位,名聲之高更是讓人不能懷疑他的動機和調查的結論。為甚麼當局允許他們去調查,卻不允許別人去調查?為甚麼他們在短短兩三天就能做出符合當局「維穩」需要的結論?

當時配合這個調查組的還有名氣更大的韓寒。這個韓寒,在錢雲會事件不久之後,便拋出了〈談革命〉、〈說民主〉、〈要自由〉三篇轟動一時的網文,為中共當局的「維穩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據維基百科介紹,錢雲會案發之後有數個民間調查團隊前往樂清調查。其中較有名的是王小山的團隊和許志永的團隊。許志永發佈《公盟「錢雲會之死真相」調查報告》,得出錢雲會案件是一宗普通交通事故的結論。許志永的調查報告引發大量質疑,但是韓寒在他的博文〈需要真相,還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中對許志永的結論表達了支持。

徐水良:中共滲透控制了大多數 海外中文媒體和所謂民運組織

2005年11月13日徐水良在紐約聲援大陸民眾退出中共活動時發言說,在將來中國民主化後不會有中共的活動空間,因為它太邪惡了。(大紀元資料圖片)
2005年11月13日徐水良在紐約聲援大陸民眾退出中共活動時發言說,在將來中國民主化後不會有中共的活動空間,因為它太邪惡了。(大紀元資料圖片)

1970年代初從事民主運動的徐水良,在2015年的一篇博文中表示,大量向對立面和社會派特線是中共習慣。一般民眾和民運多數人,對中共大量派特務的專業特點,幾乎完全不懂,所以才使中共特務機構及其特線,有機可乘。

中共的目標是控制他們,需要的時候,當作自己的隱蔽工具和隱蔽隊伍,加以利用,尤其是為未來中共的超限戰做準備。完全不像一般國家情報機構特線,主要用於竊取情報。為了中共的這種目的,人少了不行。

他在博文中說,自己曾經對國內和海外民運人士270人進行摸底。這270人涵蓋了國內外幾乎所有最著名的民運人士。其中,迄今仍然無法判定屬於哪個陣營的,有55人;基本(不是絕對)可以判定真正屬於反對中共陣營的,有53人;基本(不是絕對)可以判定屬於對方(中共)陣營的,有162人。我方(民運)人士與對方陣營之比,大約是1:3,中共特務佔了75%。

他還透露,根據中共高層內部講話的官方數據,中共控制滲透控制民運圈的特線,佔了民運人數的80%以上,提供民運經費的80%以上。

徐水良在2013年的另一篇博文,對中共派遣數量龐大的「地下人員」(國安人員)對海內外反對派組織的滲透、掌控海內外幾乎所有的中文媒體,欺騙海內外民眾及眾多民主國家的做法進行了深度揭秘。

他在文章中首先提出,中共當局擁有龐大的地下人員,海外一兩百萬,國內數千萬。並從中大約抽出了萬分之一或二,打入反對派,並嚴密控制了絕大多數反對派組織。

中共不但積極滲透,而且多數情況下,還主動組建反對派隊伍。許多反對派「名人、英雄」,實際上是中共的線人和特線組織,最早的海外民運組織幾乎都是中共的地下勢力組建起來的,包括台灣,也都被中共大量滲透和控制。

徐水良文章中表示,除了在民運組織上的滲透瓦解外,中共還牢牢控制了一切可能為民主運動所用的海內外資源。

一、中共的地下勢力嚴密掌控了海內外幾乎所有中文媒體。包括反對派媒體、台灣海外媒體甚至台灣島內媒體,以及外國政府對中國的中文媒體。

二、中共幾乎完全掌控了僑界,包括台灣在海外的僑團。

三、中共嚴密掌控了一切武裝。軍隊和武警,這是反對派的最大弱點。

四、在中共的嚴密監控壓力下,很難產生集結大量群眾的突發事件。

五、由於中共及其龐大地下勢力的欺騙,國際民主國家和文明社會,包括美國和台灣,對真實的中國大陸情況,尤其是對真實的海內外反對派情況,非常不了解。

六、中共派出在海外的特線組織控制了幾乎所有可能的反對派與西方國家西方主流社會的聯繫。西方社會聽到的、聯繫的,都是這些特線和他們的聲音。真反對派的聲音,則被封殺。

七、中共不但控制、壟斷大陸的一切經濟資源,而滲透在海外的地下人員也獲得龐大的經費進行「招安」,這一招非常普遍也非常有效,而真反對派沒有經濟資源,也沒有經費。◇

——轉自新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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