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納粹和蘇共到中共之大規模焚書

穿過千年歷史，在二十世紀的德國、蘇聯、中國都曾發生了慘烈的「焚書」事件，其規模超過了以往，這足以讓人們深思。

納粹德國清洗「異端邪說」

1933年4月的德國，剛剛掌權的納粹，為了「統一思想」、保持「德意志的精神純潔性」，希特勒決定實行嚴酷的文化專制主義，並「清洗」一切「異端邪說」。5月10日晚，在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煽動指揮下，許多德國學生手持火炬，高唱著《德意志高於一切》等納粹歌曲，來到柏林市中心的劇院廣場。

廣場上，搜繳來的禁書已堆成一座座小山。在納粹衝鋒隊員的安排和號令下，情緒激昂的學生們把火炬扔到書堆上，點燃了熊熊烈火，焚燒了包括海涅、弗洛伊德、茨威格等人作品在內的兩萬冊圖書。

在柏林焚書的同時，德國其它一些城市、大學也發生了燒書活動。一些學者、作家、詩人等也參加了焚書活動，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哲學家、親納粹的海德格爾。在納粹的宣傳鼓動下，焚書獲取了「民意」，焚書的規模、範圍日漸擴大，也越加殘酷。許多猶太作家和科學家不堪忍受迫害，被迫逃往國外。

隨著德國民眾在納粹的欺騙下，逐漸認同納粹焚書的所為時，納粹開始了更為殘忍的暴行：將猶太人送入焚屍爐。從焚書到焚人似乎相距萬里，但實則是咫尺之遙——人們在接受焚書正確的同時，就在認同對猶太人的迫害；認同了對猶太人的迫害，接受焚人也就並非那麼困難。

蘇聯消除「人民敵人」的腐蝕和毒害

根據李伯重的《焚書的全球史》，1917年蘇聯建立後，為了維護所謂的「社會主義的純潔性」，提出要創建一個無產階級的「真空」環境以避免人們遭到毒害。「清除環境」的第一步就是焚燬「政治上有害的圖書」，消除「人民敵人」的腐蝕和毒害。

1922年6月6日，蘇聯國家文學與出版管理總局正式成立，擬定了一份禁書名單，起初只是列出不宜公開的禁書，後來則包含所有公眾不宜的出版物。名單上的禁書，無論是本國還是外國作品，都一概沒收，交與人民內務委員會封存。若禁書印數太多，就大量銷毀。在這個「焚書」運動中被銷毀的圖書資料數量驚人。

1938年被宣佈為政治反動的圖書達10,375,706種、宣傳畫223,751種，同時還有55,514種外文報刊被銷毀。從此「『人民敵人』的成千上萬冊圖書從各個圖書館中取締，只有少數個人敢於在自己的私人藏書中保留這些書籍」。在1938、1939年間，超過2,400萬本「有害書籍」被化為紙漿。

伴隨著焚書的是蘇共大規模逮捕和驅逐知識份子。1922年，在列寧的指示下，諸多教授、醫生、農學家一部份被放逐到俄羅斯北方各省，一部份被驅逐出境，後者簽署保證不再回國，否則將被處以死刑。

無疑，焚書和逮捕、驅逐「反蘇知識份子」，是為了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的統一，避免反對者挑戰蘇共的權力；同時可以更方便的推行愚民政策。對此，毛和中共是學的有模有樣。

中共建政後對書籍的禁令

中共1949年建政後，首先開始的是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以清除他們頭腦中對西方民主的好感和保留的傳統的士大夫之氣，更重要的目的是，摧毀承繼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英。與之後的文革相比，當時的運動還以「說服教育」為主。

此時的中共並沒有集中大量書籍銷毀，而是將一些書籍悄悄收集起來或者禁止出版、發行，如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等。在校理工科學生的課本則全由英美版改成蘇聯版等。由於沒有任何的自由媒體，老百姓所看、所聽的都是中共灌輸的。而文藝創作豎起了一面「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旗幟，可以說，自此中國再無傑出作家和傑出作品。

1956年匈牙利發生武裝暴動被蘇聯派兵鎮壓後，毛對於知識份子的擔憂加劇，這是因為匈牙利示威中，知識份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啟蒙作用。為了摸清知識份子的真實心理，毛和中共在1957年號召知識份子給中共提意見，要「大鳴大放」。一些天真的知識份子信以為真，真誠的給中共和毛提了不少意見，結果幾十萬知識份子被打成了「右派」。

文革首次大規模焚書

隨著文革的爆發，中共開始了第一次大規模的「焚書」。196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黃金時間裏播送了北京掃「四舊」的消息。次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好得很》，歡呼說：「我們為北京的紅衛兵小將們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歡呼！……紅衛兵小將們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正在橫掃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灰塵。」

在「破四舊」的口號下，紅衛兵無所顧忌的抄家，除了「金銀財寶、殺人武器、變天帳」外，「封（傳統的）、資（西方的）、修（蘇聯的）」書籍也是「掃四舊」的主要目標。《焚書的全球史》中記載，除了上述三類書籍，就連在1949至1966年的十七年中出版的絕大多數書籍，也逃不脫被「橫掃」的厄運。除了馬列毛著作和魯迅著作等少數書籍外，連《紅巖》、《紅旗譜》、《紅旗飄飄》等中共認定的「革命文學」和《十萬個為甚麼》等提倡科學知識的科普作品，都未能倖免。

在1966年8、9月，焚書活動達到高潮。北京的紅衛兵在東單體育場舉行大規模焚書活動，場中堆放著小山般的圖書。從西城區福綏境1,061戶居民家中抄出的圖書字畫，被焚燒了八天八夜。

8月23日，北京印刷學校、女八中等校二百餘名紅衛兵，在國子監孔廟大殿的前院，焚燒北京市文化局所屬各劇院存放在孔廟的大批戲裝，其中也有圖書。

24日，北大梁漱溟先生家被抄，紅衛兵把梁家幾代珍藏的圖書、字畫和舊式衣物。包括他正在撰寫的《儒佛異同論》手稿及參考資料，統統搬到院子裏焚燒。25日，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家被抄，數千封信札及數千張照片被燒毀，歷時三日。

作家沈從文當時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當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裏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沈從文惶恐的回答說：「沒有甚麼不服。」於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說》在內的幾個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裏，一把火全都燒成了灰。

而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先生，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徵明和唐伯虎的畫等。幾十年間，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也都被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

不僅北京如此，全國上下莫不如此。在黑龍江省中蘇邊境上的嘉蔭縣，中學生衝進縣文化館，將戲裝、圖書搬到街上，全都燒成了灰。江浙一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500年，著名書畫家大部份出生在那裏，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別多，「破四舊」的成果也就特別大。僅寧波地區被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就有80噸。

而在有著兩千多年不間斷的文化積累的曲阜孔府，從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共有6千餘件文物被毀，古書2,700餘冊被燒，各種字畫900多軸、歷代石碑1,000餘座被毀，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的國寶70餘件，珍版書籍1千多冊。

據說，當時的書店裏，除了毛和馬列的著作外，幾乎所有的文學藝術、社會科學的書，都被當作「封資修的黑貨」被銷毀查封。全國書店除了毛著作外，幾乎沒有其它書籍，而毛著作早已是人手一冊，也沒有必要到書店去賣，所以彼時的書店營業員是最悠閒的。

焚書顯然阻斷了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傳承。伴隨著焚書的是，中國的文化精英遭到了徹底的摧殘，無數人被折磨致死、被關押，脊樑被打斷，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徹底被破壞。中共的野蠻和無恥連納粹和蘇共都難以望其項背。

1999年第二次大規模焚書

文革結束後，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開明的胡耀邦、趙紫陽的治理下，中國獲得了少有的出版自由時代，大量曾被禁止的西方書籍被引進、出版，不少氣功書籍也走入了書店。九十年代，最受歡迎的兩本書是《中國法輪功》和《轉法輪》，後者1995年出版後，即在1996年被《北京青年報》評為全國十大暢銷書。

然而，就是這樣廣受歡迎的書籍，卻遭到了焚毀。1999年7月，中共黨魁江澤民出於一己私利，脅迫其他中共領導人發起了全面鎮壓法輪功的狂濤。江動用了所有國家機器，比如在最初一段時間裏，中共控制全國2千多家報紙、1千多家雜誌、100多家電視台和電台，每天皆狂轟濫炸污衊法輪功。

此外，各地警察還把堅持煉功的法輪功學員抓走，地方派出所在居委會的帶領下，挨家挨戶到法輪功學員家中命令他們放棄信仰，並且上交、銷毀法輪功的書籍和音像資料。全國上下燒書、抄家、抓捕、人人表態支持鎮壓，以及廣播、電視、報紙鋪天蓋地的宣傳批判，恍惚之間，如文革再臨。

據悉，當時有成百上千萬冊的法輪功書籍被焚毀，法輪功書籍在大陸也成為了禁書。

為何中共要焚毀、禁止法輪功的書籍？無疑，這同當年納粹德國的想法一樣，那就是讓大家都沒有機會了解法輪功，而只相信中共散佈的大量謊言。正所謂：「謊言說一千遍，就成真理了」。

事實最初的發展果如中國所料，因為無法親自閱讀法輪功書籍，許多不了解真相的中國人被中共的謊言矇蔽，對法輪功充滿了敵視、仇視，而這亦讓殘酷迫害法輪功的中共暗中竊喜。同當年納粹從焚書到焚人的過程一樣，中共在焚毀法輪功書籍後，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逐步升級，甚至發展到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這個星球上最為殘忍的罪惡」至今讓許多人都難以想像。犯下了如此滔天大罪的中共下場與納粹會有兩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