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 東京新宿
雨夜再度來到東京。
在羽田機場搭乘巴士往東京市區，雖是初夏，但天氣冷得像秋天。我一路以攝影鏡頭注視著窗外，巴士裏悄然無聲，但偶爾傳來一對情侶的竊竊私語，逐漸轉暗的天色，使繁榮的東京城多了一份失落的陰影。
巴士窗前的東京城令我想及八十年代德國導演Win Wender拍的紀錄片，他曾為了一探小津安二郎的生平及電影美學來到日本，小津安二郎的墳墓上只寫了一個字：無。
東京，一個龐大的後現代文明結構體。一個沒落中的城市。乾淨中隱藏著混亂，禮貌假相後是全然的神經質，一種恐怖平衡。有人說，日本族群體內在瀕臨精神分裂。但眼前的我，在夜雨東京街頭所衝擊的潮暗思想及高聳雲霄的建築間來回旋轉，我帶著自己的故事到東京來了，我明白，眼下的東京，或者說，作為一個東京路人的我，日本文化的精緻便在於其絕對完美的悲劇表達方式。
當你開始明瞭生活是一齣悲劇時，你才開始生活，至少葉慈這麼說。
從我這個路人的眼光來看，日本文化已失去了核心，社會傳統和家庭倫理已褪色，但不少日本中生代知識份子，卻牢牢相信日本已找到自己一套價值，有別於歐美的價值觀，他們認同所謂的亞洲價值，而當然日本自己便是亞洲的中心，他們反戰、反傳統，站在自由主義的這一邊。
譬如，《朝日新聞》負責外報部的清田治史便說，他們不但重視亞洲新聞並且堅持自己的亞洲立場。他坐在朝日總社的咖啡室中為我舉例說明他的亞洲立場：一是香港回歸，西方媒體總是在報道回歸時不忘批評中共人權紀錄，彷彿香港是美嬌娘遭到無理暴漢的強娶，懷疑中共不會放手讓香港維持自治。但《朝日》的立場是歷史背景和因素，畢竟香港割讓已一百五十年之久，現代民主社會不該容許帝國殖民思想。
他說，《朝日新聞》的第二個亞洲立場是督促亞洲的現代化發展，他的語氣聽起來也有點像老大哥。但他解釋，日本現代化已一百多年，無論在經濟上或民主上都有足夠的經驗提供給亞洲其他國家參考。
我訪問《讀賣新聞》國際新聞部，聽他們說明他們的亞洲立場：基於美日同盟關係及美國對亞太安全的重要性，《讀賣》特別重視美國新聞，而且平常國內政經動態都習慣和美國比較，而因日本文化上傾歐輕美，所以也不會忽略歐洲的重要。綜合言之，只要符合日本國民利益及與日本國民相關的新聞，該報都會特別強調，這便是「亞洲立場」。
台灣人有所謂的「亞洲立場」嗎?我懷疑我們似乎看不到那麼遠。就像我懷疑台灣境內「國際觀」，在台灣，「國際觀」這三個字聽起來似乎含著某種貶義，好像是一種欺枉的字眼。
台灣模仿日本，悲歌為甚。對日本不是少數帶有莫名的民族仇恨情緒，便是大數含著被殖民民族所習慣的服從眼光。偶爾，童年裏的日本悲歌又會響起，那悲哀是對命運的認同，也是島國民族的狹隘，一種受壓抑後的偏執。但那悲哀也吸引著我。
拉丁美洲來的笛鼓隊在新宿街頭表演，一個戴禮帽的老男人不邀自請在樂團旁邊跳舞，他的奇怪舞蹈比拉丁音樂更吸引人，老人身手如此矯健，令我驚訝。遠處，一位長髮的年輕裸身男子身上繫著鼓，他毫無韻律地敲著鼓，整個晚上，沒有人理會他，他也沒理會任何人。
人類的末日到了。一輛卡車矗立在火車站前，擴音機不斷地播放出所謂神的旨意，但也沒有人留步。人類的末日真的到了嗎？廣場上都是流竄的人群，大家都急著去哪裏？
我自己要到哪裏去？躺在五臟俱全的旅館小房間內，我必須想起康德。尤其必須想起康德有關生命的四項本質問題：我是誰？人是甚麼？還能知道甚麼？我還能希望甚麼？（待續）◇
——節錄自《此刻有誰在世上某處走》／遠足文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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