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是一個智能手機電召汽車服務應用程式，2009年由查維斯·卡拿力（Travis Kalanick）和加力·琴普（Garrett Camp）於美國三藩市創立，目前，其業務擴展到全球536個城市和地區，擁有員工6,700名。到2015年底，Uber的淨收入為15億美元。
2014年Uber在香港落地，但很快就遭到業界投訴「爭生意」。Uber的營運模式亦被質疑違反了香港有關法例。
但無論如何，Uber在世界上的出現的確打破了舊有的生活方式，讓靠的士或電話叫車外出的日子成為一段歷史。
早前有5名Uber創立初期的「老臣子」接受媒體採訪，談談他們是如何機緣巧合來到Uber工作的，以及最早的工作性質是甚麼。他們的故事都有一些共同點：意外加盟了一家毫不起眼的公司，然後拚命創新，與重要的科技發展保持同步等等。以下是部份採訪紀錄。
萊恩‧格拉維斯
2009年，萊恩‧格拉維斯還在為通用電氣工作，他覺得自己需要改變。
我說：「我不能當一個通用人。」我想進入創業界。於是我在twitter上關注了紐約的很多人，以及全國各地的天使投資者，因為我猜想天使投資者知道下一個大事件是甚麼。
我想了解下一個創新。我去見了foursquare（一家基於用戶地理位置信息的手機服務網站）的人，當時他們只有4、5個人，也沒有提供任何實習機會或業務崗位，但我還是去了芝加哥，其實就算開始為foursquare工作了。我做了大約3個月，然後通過我關注的某位天使投資者的twitter帳號看到了特拉維斯發的一條推文。他談到了Uber獲得大機構投資，有大人物支持。我覺得那聽起來非常有意思。
於是我給他發了私人信函，然後寫了幾段話介紹我自己。我們整整聊了兩個小時，一直聊到凌晨一點鐘。然後，我在半夜叫醒我妻子說：「嘿，我們搬到三藩市怎麼樣？」當時我們住在芝加哥。她說：「如果你覺得好，我支持你。」
格拉維斯於2010年2月搬到三藩市。新公司當時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別是要繼續完善Uber聯合創始人加勒特‧坎普開發的產品。
加勒特有一個產品，但運行得不是很好。所以我們首先做的就是在進入蘋果應用商店之前，找家公司重新整合。那家公司名叫mobley，後來被團購網站groupon收購了。然後，我們設計了的網站。我們還完善了註冊流程和集成信用卡支付系統。所有最基礎的商務框架都需要被構建出來。當時我們經常約一名司機在咖啡店見面，問他問題，以了解現實世界能否接受我們的理念。
康拉德‧惠蘭
康拉德‧惠蘭此前一直在他的家鄉加拿大卡爾加里市的科技領域工作。加勒特‧坎普也是加拿大人，他們二人相識多年。一次令人眼界大開的旅行和一通電話改變了一切。
2010年1月，我進行了一次瘋狂的橫穿歐洲自駕之旅。在穿越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後，我認識到，外面的世界原來這麼大，我必須走出卡爾加里。但當時我並不想再去另一家創業公司，而是想休息一陣子。有一天，我隨手給加勒特打了個電話，想知道他最近過得怎麼樣。當他發現我正好閒著，並且準備搬家時，他就口頭上向我下達了錄用通知，要求我來三藩市幫助他一起創辦Uber。
我剛加盟公司的時候，那款產品還沒法接受註冊，只是預約車輛的一種App而已。所以我構建了一個需要信用卡，能夠生成用戶帳號的註冊流程。等這些做完，我們就能正式發佈產品了。當時是2010年的6月1日，距離我加盟Uber正好兩個月。
我做的下一件事就是優化Uber的調度算法，以避免司機錯過一次車輛分派任務。這個過程大概持續了3年左右，這件事情做起來很酷。
萊恩‧麥基倫
萊恩‧麥基倫是Uber的第二位工程師。他是從格拉維斯那裏知道這家公司的。格拉維斯和他一樣都畢業於邁阿密大學俄亥俄分校，兩人是在三藩市認識的。當時，Uber從另一家名叫zozi的創業公司那裏租用了一小部份辦公室。
我們在他們的辦公室租了一間小會議室，就是用玻璃幕牆隔開的那種。那張桌子幾乎和房間一般大。我還記得到公司的第一天早上，剛跨過門檻，我就注意到了堆在桌子上的一疊書，都是關於電腦科學、電腦程式和數據庫的。它們都是原裝的，連封皮都沒撕開。還有一本破破爛爛的書看來已經被翻閱過無數次了。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嘿，康拉德，為甚麼桌上還有一本西班牙語辭典呢？」他看著我說：「因為代碼是用西班牙語寫的。歡迎來到Uber。」
奧斯汀‧蓋特
奧斯汀‧蓋特是以實習生的身份加入Uber的。最終她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成了Uber開闢新市場的「劇本」專家。
當時我剛出校門，正在找工作，經濟環境也很不景氣。我在twitter上隨機關注了一些科技界的人。後來我看到了幾條關於Uber的推文，可能是賈森‧卡拉坎尼斯發的吧，看起來很有意思。我聽說他們正在招實習生，於是我找到了萊恩‧格拉維斯，他當時正擔任Uber的CEO。我對他說：「你必須給我一次機會。」
那是2010年的8月。很快他就打來電話：「先回答幾個問題吧。」我嘗試著給出自己的答案。我喜歡看Uber今天的樣子。然後他很快說：「你為甚麼不來一趟？」然後我就去見了他們。
當時他們正在借用zozi公司的辦公室，空間很緊張。我去見了他們。我不記得當時我們談了甚麼，但氛圍很隨和，我喜歡這一點。我記得那天我打扮得非常正式，但是他們都是一副書呆子的樣子。
當時我心想：「這些傢伙真酷，對他們的事業充滿激情，他們的產品也非常有意思。」所以我誠懇地請求格拉維斯給我一次機會，他答應了。老實說，我其實並不是非常夠格。前幾個月挺煎熬的，我做得也不是很好。但即使是在我還比較生疏的時候，他們也沒有放棄我，直到我漸漸熟悉了業務。
我是個實習生，所以我的工作也不是很固定。我記得我曾在莫斯康會展中心門口發過傳單，但是沒人想接。我也給yelp上的很多司機做過電話推銷。後來第一個支持我們的司機來了。當時我就覺得：「我能行。」
早些時候我們也試過靠「電話支援功能」，那些電話會直接轉到我的手機上。如果我沒接，它就會轉到格拉維斯的手機上。如果格拉維斯也沒接，就會轉到特拉維斯的手機。但隨後，有人在凌晨三點打電話說，「我打不著車了。」於是我們關掉了電話支援功能。總之一開始的時候，這就是我能夠做出的貢獻。
由於當時我是剛出校門的新人，我一度覺得自己寫不出一封得體的郵件。然後我很快意識到：「噢，大家都只是盡力而為。」在一家創業公司裏，沒人知道他們自己在幹甚麼。自從我對這一點產生了信心以後，我的工作很快就上手了。
當我們開始得到用戶的支持時，我想：「好吧，我要做所有的支持工作。」我承擔了網誌社區管理方面的工作和許多瑣碎的事務。然後我們負責司機營運的人從公司離職了。他們說：「奧斯汀，你能把這一塊的工作也兼了嗎？」我說：「當然可以。」於是從那時起，我開始負責管理與合作夥伴的關係。
當時我們做的還僅僅是禮賓車這一塊。有一次我去接客戶，我正好陪他走出來，結果看到他走進一輛粉色的克萊斯勒caravan裏。我想：「我們以後最後提前做一下車輛檢查。」
每次我在一個城市做推廣時，我把我做的每件事都做了筆記，那就是我們最初的一個非常草率的「劇本」。後來每到一個城市，我都會修改「劇本」，使它變得更高效。他們說：「為甚麼你不招聘一些推廣人員呢？」最終我大概招聘了50人。我的態度是：「尋求寬恕。」我負責了這次大擴張。
雷切爾‧霍特
為了與男友團聚，雷切爾‧霍特搬到了華盛頓——他的男友現在已經成了他的丈夫。她回復了Uber的一份招聘啟事，開始在美國首都推廣Uber。
我是在2011年11月8日來到華盛頓的。我們在11月18拼多多商城日做成了第一單。所以在10天時間裏，我們差不多把所有事情都拋在腦後了。一開始只有我和另一個推廣團隊在做，他們大概是在我的兩周後開始的。我覺得當時有一種盲人騎瞎馬的感覺。
華盛頓是我們碰到監管挑戰的第一個市場。諷刺的是，我剛到華盛頓時就說過，我不想幹任何跟政治哪怕有一丁點關係的事。我們在2011年的12月15日正式發佈產品。
我記得那是2012年1月11日，也就是離我們正式發佈還不到一個月，我當時剛從三藩市返回華盛頓，但Uber在華盛頓已經火得不行。從一家企業的觀點看，Uber已經做得很好了。我在三藩市與特拉維斯和比爾‧格爾利見了面，他們當時都在辦公室。我們當時真的工作得非常努力，整個團隊每天都忙得團團轉。
我剛回到華盛頓，twitter上就冒出了的士管理部門宣佈Uber在華盛頓為非法的消息。我們想方設法地去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由於這是華盛頓，所有人都對監管領域的故事感興趣，所以《華盛頓郵報》和很多網誌都在評論此事。結果發現，有一名的士管理部門的官員在沒有引用任何法規的情況下，就斷言「它是非法的」。這輕輕一句話，就讓大家擔心了兩天。然後我接到了一個電話：「那位的士管理官員要求試乘一下，我們是否要答應他的要求？」我說：「讓他試乘，反正我們沒做錯。」他讓車停在五月花酒店，然後召集媒體，也扣留了司機的車，並且開了一張2,000美元的罰款票據。
當天我就打電話給每個合作夥伴，對他們說：「現在發生了這件事，我們百分之百地支持你們。如果像這樣的事情再發生，不管是甚麼罰單或傳票，我們都會原價賠償。我們支持你們。」我們給每名司機都打了電話。當晚，我們上路司機的數量比發生這件事以前多出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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