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政法委書記張越被調查，牽出他出售單程證牟利的問題。很多香港人很憤怒，但我卻很奇怪。奇怪的原因，不是張越的貪腐，而是一些香港人的後知後覺。
1980年在廣州，去一個中學同學家聚會，他父親剛剛從香港「探親」回來。那時大陸仍非常落後，香港對我們這批中學剛畢業的年輕人來說，可是一個遙遠而且神秘的地方。同學父親大談香港見聞，但結論是香港不如廣州。他從房屋、醫療條件、工資等等比較，認為還是廣州比較好。順便一說，這位同學的父親是廣州軍區政治部的一位軍官，級別雖然不高，但仍算是小小的既得利益階層。
誰知道過了幾年，那位同學全家移民香港了。但最讓人吃驚，是他父親雖然已經是「香港人」了，但每年軍隊幹部體檢他仍會參加，所有工資和政治經濟福利繼續享受，甚至後來（大概90年）退休之後，廣州軍區仍給他分配了退休住房。
當然，他到香港，並不是他喜歡香港的生活，而是組織派他來的。
每年五萬赴港單程證，大部份由廣東省控制，其中大概九成由公安廳、軍隊情報部門、國安廳、統戰部等機構掌握。拿到單程證到香港的人，不管是真是假，那時候都必須接受「有關單位」的指示。當然，像我同學父親那樣的嫡系級別人物，其實並不太多，大部份是業餘特務。
這種情報戰線和統戰工作的「人民戰爭」，是中共最拿手的戲碼。從延安時期一直延續到現在，政策計謀實施起來駕輕就熟，毫不含糊。
不過，到了九十年代之後，這種「組織需要」的情節逐漸減少，而另外的「需要」則越來越多了。後來有人明明受派遣持單程證到香港，但仍然需要付出三、五十萬的金錢。譬如賴昌星，從福建以五十萬元買單程證赴港，搖身一變成了香港商人，但根據他自己的敘述，他其實也是總參情報部登記在冊的人民解放軍少校情報官。
當時，中國稍有錢財的人都願意到香港，而情報工作的重點又是「保密」，因此單程證自然很容易成為中共內部各個情報機構的搖錢樹。或者更真實地說，成了某些安全官員的搖錢樹。有熟悉情況的朋友肯定地說，八九十年代持單程證來港的，大部份都和這些情報、國安或者統戰部門有關係。
張越從北京基層公安員警出身，後來在北京公安局的政保處長期任職，政保後來變成國保，他作了國保局的局長，再調上公安部，最後才到河北政法委。估計他出售單程證，應該是在北京國保局和公安部任職期間。
實際上，赴港單程證後來並沒有越來越熱、大漲其價。這是因為中國經濟增長和日益開放之後，有錢人可以輕易以「優秀人才」身份居住在香港，也可以移民他國然後轉回香港工作。單程證對中產人士，可能反而吸引力更大。
在中共專制體制下，可以說幾乎沒有不受官方控制的社會空間。這種由大陸政府發出的單程證，不是用作某種政治操作，就一定會被用來作「經濟」操作，所以絕不令人吃驚。
我覺得可笑的，倒是中國社科院正兒八經地發表《旅遊綠皮書》，唱衰香港的旅遊業。社科院的研究結果絕對不會讓人意外，香港旅遊業不好，大陸遊客稍微減少，當然是香港民主派「製造」社會對立的嚴重結果。但實際上，多少中國人可以來香港，每個人何時可以來香港，甚至來港後可以購買甚麼樣的產品或服務，卻由大陸政府嚴格控制。譬如「一周一行」，難道是民主派或者是本土派的決定？這和中國大陸67年斷絕提供東江水是一個道理，自己關掉水龍頭，卻非要找別人的原因，裝傻裝到這種程度，令人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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